最近稍微閑暇，在家裡看書聽音樂，做一點翻譯，也是學習英文。常常能夠看明白什麼意思，但是用中文再表述出來，就有一定的難度；若是每一句要對應英文原本的意思，再兼顧文法的一致性，真是體察翻譯家艱難。每次譯點東西，原文生動活潑，自己的譯文就意境全失趣味全無。可見文科生不易，非長期積累加上天賦難成大家。
在準備Furtwangler專題的時候，打算翻譯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貝多芬第九的錄音的說明書，此間正巧收得這張CD（Allegro CDO 1022，Mengelberg指揮Concertgebouw Orchestra錄製的貝九，在Philips等很多其他品牌下也發行過）。這是一個小公司的廉價發行，可是說明書卻寫得饒有趣味，只是有些艱澀，硬着頭皮譯下來，希望尚能傳達原文的精神。
此文大意就是說，貝九被過度詮釋了，人們加了太多其他的意思進去。而Mengelberg的演出是將其原本的意思呈現出來，讓聽眾享受最初聽到這音樂的喜悅。
Mengelberg（門蓋爾貝格）是一位德國出生的荷蘭指揮家，演出很有激情與創意，有許多演繹我覺得可以與Furtwangler並肩。早年飛黃，執棒Concertgebouw，也是全球最好的樂團了，又四處客座，風光無限。老門的德奧古典錄音我大都喜歡，1939年指揮的馬太受難曲，我覺得是大樂隊演奏中之魁首。（老門的馬太受難曲和李斯的前奏曲，我覺得好過老富的同曲目錄音）可惜晚年寂寂，德國佔領荷蘭期間老門與納粹政府積極合作（或許與他的德國出生有關），結果戰後被終身禁演，雖然後來減刑到六年，可是六年之後死期已至，讓他戰後再未執棒，英雄寂寥，鬱郁此生。

所藏的一張Mengelberg黑膠唱片，1929年錄前奏曲為我所喜愛。

門氏的指揮是否就是傳達老貝願意，我也不敢說。不過此文說貝九被過度包裝過分詮釋，我認為是精闢入里。五年之前我寫過一篇《人類永恆的理想——Beethoven第九交響曲欣賞》，從這個題目就可見，那時還是天真浪漫可以相信共產主義的年紀，殊不知最美好的理想往往最容易被最黑暗的事物所利用。貝多芬高唱人類皆兄弟，納粹在柏林愛樂演出大廳（Alte Philharmonie）演貝九為宣傳，後來這個音樂廳被盟軍炸掉，1963年10月15日新音樂聽落成卡拉楊又指揮此曲慶祝。Furtwangler 1937年在英國為喬治二世加冕演奏，1942年為希特勒生日演奏。曾經拜羅伊特音樂節開幕的時候瓦格納演出這個，後來因為和希特勒的關係密切，戰後停演多年，1951年重開，富氏指揮的又是此曲。貝多芬要哭泣他的作品尚不如胡適的小姑娘吧，不僅任人打扮，還成為妝點和平的花瓶呢。不獨貝九，就是所謂非政治化的奧林匹克，其實在意識形態下何嘗不是政治的工具。德國算有些底蘊，好歹拍個宣傳片（《意志的勝利》）尚能以藝術流傳，還能演演貝九在戰爭的喧囂下也成一代絕唱；若無此根基，大約只能唱唱我和你的同一首歌了吧。
 
好了，下面是譯文。原作者Lawrence Cosentino。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是所有藝術中最被過度關注的一隻巨大雞蛋。它被哲學家的手放在杯中，被政客們左右搖擺，站在無數嘰嘰喳喳的評論家上，平衡於搖搖欲墜的柏林牆上（在間諜的說法中，牆猶可破，蛋卻無縫），甚至在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庫布里克，美國導演）的電影《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被用以砸向西方文明的窗子（電影中一施毒場面用此曲配樂，譯註）。無論人們可以把斧子磨得如何鋒利，也無法擁有一種足夠精緻的工具去汲取凈盡其中無限豐富的營養。人們無法使用第二手的信息去理解第九交響曲，就如同一個人的人生不能由另一個人去活一樣。換句話說，一個人要趕走那些土狗，才能獨子吮吸雞蛋。試圖打開它，或是與人分享的，只會弄得一團糟。
舉例來說吧，第九交響曲在現代以作為“世界大同”的徽章而著稱。即便我們假設，“從生皆兄弟”也包括了女同胞們，世界上的非西方文明也拖着他們的長袍搭上了“歡樂頌”牌啤酒馬車，我們仍然要承認，無論有沒有第九交響曲，普世的和好依舊是難以追尋的。甚至在此曲1824年5月1日首演之前，新鮮的斧子就已經開磨了：維也納的Zeitung劇院預告說，邀請“德國音樂的朋友們”來尊崇這位“國家的大師”，又補充說，“法國和英國都會嫉妒我們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向貝多芬大師致以自己的敬意”。
即使我們不去計較維也納人為他們的一人主場球隊歡呼，難道法國評論家也需要將第九交響曲稱之為“普世人類的馬賽曲”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一位法國作家稱之為“協約國的獨一聖詩，我們所有希望之信條”的第九交響曲如同頑童一般搶掠了自己的家園（德國屬於同盟國，譯註）。1942年，第九交響曲為希特勒的生日助興，1979年，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劉耐雄（Liu Nai Xiong，音譯，無法查得更多資料，大約為一位音樂學者，無從查找更多生平資料，譯註）發現其中充滿了“革命鬥爭”，警告說，“貝多芬從未試圖通過第九交響曲來提倡階級之間的和解”。所有這些甚至尚未觸及這座巨大的自我掌握的交響曲大廈及其對“歡樂頌”含糊其辭的指示表所帶來的無數哲學與神學爭論。貝多芬的創作或許是獻給人性光輝的崇高禮物，但卻如同大多數饋贈一樣，成為了繼承人彼此爭鬧的另一個起因。
儘管如此，第九交響曲仍然保持着一個頑固的蛋型外殼，卻偶爾向一些幸運的個體赤裸而樸實地展現其內涵。出生於德國的指揮家Willem Mengelberg（威廉.門蓋爾貝格，1871-1951）在他作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終身指揮的生涯中，如同一個奇迹般的接生婆，一次又一次迎來的名作的重生。在這個錄音錄製的二十年前，Mengelberg用他的貓一般尖銳的目光、鋼絲般堅硬又如野樹叢雜亂的頭髮以及優雅又充滿活力的熱情將紐約愛樂樂團從那些常常打盹的常規訂閱者中喚醒。他的成功開始了美國客座指揮的生涯，然而古老的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卻是Mengelberg心無旁騖地注視着的永久城堡，在那裡他一次又一次地將經典作品賦予生命。
放心吧，製作這個錄音的阿時候，並沒有音樂家被殺害、受傷或者受虐待。不像其他拿着指揮棒的獨裁者，Mengelberg禮貌地對待他的演奏家們，即使被激怒了，也只是陷入短暫的一陣沉默。他獨一的目的就是要魔法般的喚醒頭一次聽音樂那般寶貴的幻覺，就如同尚未被腳印所糟蹋的歐洲古典海灘，或是尚未被評論家們粗暴雕刻的原始樹榦。在這裡，他真正所帶來的，是將貝多芬生命的巨蛋直接滾給我們，並沒有將它打碎。
那麼，蛋中的秘密是什麼呢？當然不是世界大同與普世兄弟，卻是在每一個聆聽者在一小時零十分鐘的欣賞中對以上這一切的想象。它將持續到你走出音樂廳撞上第一個陌生人的時候。或許，“哦！歡樂！神性的美麗光輝！（歡樂頌中的一句，譯註）”將會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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