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mise of Music, A Documentary by Enrique Sanchez Lansch (DGG 00440 073 4427) www.promise-of-music.com/ 委內瑞拉和古典音樂會有什麼關係,先前是完全沒有想到過的。1954年Furtwangler只身前往,指揮委內瑞拉交響樂團演出,也留下了幾個錄音,不過我還沒有聽過。之前對這個國家的了解了解,只限於知道這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仍然由瘋子統治的國家,其名字對於中國南方人而言如繞口令一般難以讀准。 在圖書館看到這個DVD很久了,一直納悶這個Gustavo Dumadel是誰,為什麼DG要給他出一個視頻。前幾天看到一個介紹,才明白原委,看了記錄片,大受感動。 […]

最近稍微閑暇,在家裡看書聽音樂,做一點翻譯,也是學習英文。常常能夠看明白什麼意思,但是用中文再表述出來,就有一定的難度;若是每一句要對應英文原本的意思,再兼顧文法的一致性,真是體察翻譯家艱難。每次譯點東西,原文生動活潑,自己的譯文就意境全失趣味全無。可見文科生不易,非長期積累加上天賦難成大家。 在準備Furtwangler專題的時候,打算翻譯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貝多芬第九的錄音的說明書,此間正巧收得這張CD(Allegro CDO 1022,Mengelberg指揮Concertgebouw Orchestra錄製的貝九,在Philips等很多其他品牌下也發行過)。這是一個小公司的廉價發行,可是說明書卻寫得饒有趣味,只是有些艱澀,硬着頭皮譯下來,希望尚能傳達原文的精神。 此文大意就是說,貝九被過度詮釋了,人們加了太多其他的意思進去。而Mengelberg的演出是將其原本的意思呈現出來,讓聽眾享受最初聽到這音樂的喜悅。 Mengelberg(門蓋爾貝格)是一位德國出生的荷蘭指揮家,演出很有激情與創意,有許多演繹我覺得可以與Furtwangler並肩。早年飛黃,執棒Concertgebouw,也是全球最好的樂團了,又四處客座,風光無限。老門的德奧古典錄音我大都喜歡,1939年指揮的馬太受難曲,我覺得是大樂隊演奏中之魁首。(老門的馬太受難曲和李斯的前奏曲,我覺得好過老富的同曲目錄音)可惜晚年寂寂,德國佔領荷蘭期間老門與納粹政府積極合作(或許與他的德國出生有關),結果戰後被終身禁演,雖然後來減刑到六年,可是六年之後死期已至,讓他戰後再未執棒,英雄寂寥,鬱郁此生。 所藏的一張Mengelberg黑膠唱片,1929年錄前奏曲為我所喜愛。 門氏的指揮是否就是傳達老貝願意,我也不敢說。不過此文說貝九被過度包裝過分詮釋,我認為是精闢入里。五年之前我寫過一篇《人類永恆的理想——Beethoven第九交響曲欣賞》,從這個題目就可見,那時還是天真浪漫可以相信共產主義的年紀,殊不知最美好的理想往往最容易被最黑暗的事物所利用。貝多芬高唱人類皆兄弟,納粹在柏林愛樂演出大廳(Alte Philharmonie)演貝九為宣傳,後來這個音樂廳被盟軍炸掉,1963年10月15日新音樂聽落成卡拉楊又指揮此曲慶祝。Furtwangler 1937年在英國為喬治二世加冕演奏,1942年為希特勒生日演奏。曾經拜羅伊特音樂節開幕的時候瓦格納演出這個,後來因為和希特勒的關係密切,戰後停演多年,1951年重開,富氏指揮的又是此曲。貝多芬要哭泣他的作品尚不如胡適的小姑娘吧,不僅任人打扮,還成為妝點和平的花瓶呢。不獨貝九,就是所謂非政治化的奧林匹克,其實在意識形態下何嘗不是政治的工具。德國算有些底蘊,好歹拍個宣傳片(《意志的勝利》)尚能以藝術流傳,還能演演貝九在戰爭的喧囂下也成一代絕唱;若無此根基,大約只能唱唱我和你的同一首歌了吧。   好了,下面是譯文。原作者Lawrence Cosentino。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是所有藝術中最被過度關注的一隻巨大雞蛋。它被哲學家的手放在杯中,被政客們左右搖擺,站在無數嘰嘰喳喳的評論家上,平衡於搖搖欲墜的柏林牆上(在間諜的說法中,牆猶可破,蛋卻無縫),甚至在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庫布里克,美國導演)的電影《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被用以砸向西方文明的窗子(電影中一施毒場面用此曲配樂,譯註)。無論人們可以把斧子磨得如何鋒利,也無法擁有一種足夠精緻的工具去汲取凈盡其中無限豐富的營養。人們無法使用第二手的信息去理解第九交響曲,就如同一個人的人生不能由另一個人去活一樣。換句話說,一個人要趕走那些土狗,才能獨子吮吸雞蛋。試圖打開它,或是與人分享的,只會弄得一團糟。 […]

常常會犯錯誤。寫文章也是一樣,難免寫錯一些東西。寫了就懶得改,出來更正一下,總是惰性十足。行文如此,做人更難。 終於有動力出來改正一下。思來想去,還是不要改原文,在此另行發文更正,原先的謬誤也立此存照。其實掩埋車頭,或是悄悄刪貼,暗中所行的,沒有不在明處被顯露出來的。留下錯而改之的證據,也是逐漸成長的標誌吧。 最近的一個錯誤,是在《和諧號》一文中,提到“中國高鐵用了無縫鐵軌”,這倒是沒有錯的。早先的鐵軌連接處縫隙較大,我目測大約能塞進手指,現在的鐵軌在安裝的現場用機器焊起來,就沒有縫隙(當然也不是全程沒有縫隙,只是每一段都長了很多),又有防止熱脹冷縮的技術,這樣火車就運行平穩,噪音也減小了。問題在於文中後面跟了一句“據說是在歐洲尚未普遍使用的技術”,這就張冠李戴了。京滬、武廣等高鐵線路採用的是“無砟軌道混合技術”,砟(zhǎ)指的是鐵道地下的小石塊,無砟軌道的路基不用碎石,鐵軌、軌枕直接鋪在混凝土路上。據說是先進技術,但是也有爭議,在歐洲尚處於小規模試驗,中國高鐵跨越式發展,是搶先一步,還是錯用了技術,還有待觀察。 第二個錯誤是《楊元璋老弟兄去世了》一文,提到老弟兄的兒子楊希伯弟兄,說希伯二字“大約是取‘希伯來’之前兩字吧”,後來經人指正,我是聖經不熟,牽強附會了。希伯最早出於創世紀10:21,“雅弗的哥哥閃,是希伯子孫之祖,他也生了兒子”。洪水過後挪亞三字閃、含、雅弗,猶太人從閃而出(據說中國人也是)。希伯是閃的第四世孫(參路3:35-36),這裡提到“希伯子孫”,可見希伯一族在閃族子孫中有重要地位。希伯的第六世孫為亞伯拉罕(參路3:34-35),以色列人的先祖。他們的名字也都記在耶穌基督的家譜中(路加福音第三章)。 上個月又傳來消息,楊元璋的姐姐楊心扉老姊妹也被主接去了。巡思頂教會接連失去兩位老牧者,希伯弟兄一定有許多忙碌。兩位老人家一生為主見證也都為真道坐過監,如今息了世上的勞苦,到了主的樂園中,做工的果效也一定隨着他們,如保羅所說,“好得無比”;只是給我們地上的人,留下無限的思念。 去年寫了一篇文章,《末世裡一縷悲涼–談《紅樓夢》與《京華煙雲》》,此文論到《京華煙雲》的部分大謬。三年之前我先是看了央視的《京華煙雲》,俗不可耐,懷疑林語堂先生如何就這樣的境界,於是讀了張振玉先生的譯本,發現央視所拍攝的完全是另一個東西,我心中也得了些寬慰。時隔兩年,又看了台視拍的《京華煙雲》,實在是華語電視劇中最好的之一,其中表現民族危亡家族沒落中命運的無奈讓人唏噓感慨,加上極其優秀的配樂,真是潸然淚下。於是就忘記了這一版的電視劇和原著仍然有差別,張冠李戴,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最近讀了林語堂原文《Moment in Peking》,方覺大謬。 紅樓夢如何解讀,史上眾說紛紜,但是我如今仍相信,賈府的末世是此書的緣由與主題。因此前文關於紅樓的部分,並不需要太大的修正。但是京華煙雲原著絕非這個主題。雖然林語堂先生試圖翻譯紅樓夢不成而寫就Moment in Peking,但是此書之著成,已經超越了翻譯這一目的。就我所見,此書第一是向西人介紹中國人的生活態度,特別是林語堂先生所讚賞的中國哲學(尤崇莊子)。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一書曾經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而我覺得Moment in Peking就是林語堂把這些生活的道理具體化的一部作品,特別是具體化到姚木蘭Mulan這個角色當中。姚老爺和木蘭受到道家影響,孔家(立夫Lifu一家)和孫家(曼娘Mannia一家)是正統的儒家,曾家是融合了官場實用主義的儒家,而為非作歹的牛家則是法家的代表。因此,把具體化的中國哲學與生活態度介紹給西方讀者,是本書的第一目的。 晚清和民初,是動蕩與變革的時期,如唐德剛所謂歷史三峽,中國幾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化。這樣的變化也必然反應到生活當中。林語堂接着幾個虛構的家庭和人物,有穿插進史實與真事,讓讀者得以經歷近代中國的變遷,我想這也是著書的目的。第三就是順便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風俗,於是書中關於節期禮儀服飾飲食都細細描繪,若是一部中文著作,大約是不必如此的。而最後,此書是獻給“殲倭抗日人”的。戰爭的爆發,讓所有國人都投入到救亡的大業中,個人的興衰已不足道,因此第三部份甚至主角們都失色了,更多的筆墨寫給實事。因此,林語堂此書絕不是寫末世的悲戚,相反是一種光明的勝利的展望。台視的電視劇沒有辦法把這些文化的思想的層面表現出來,而是在家族的悲劇上下了筆墨,電視劇和小說的區別,還是應當留意的。 最後是當年寫到一篇關於《荊棘中的火焰》一書的評論,有些批駁爭辯的意思。但是現在看來,此書確有洞見,其所言加爾文宗的弊端,也確是在歷史與現實中出現。我當年追求神學過於追求神,堅守教條過於堅守真理,如今明白怎樣更加成熟的看待。所以這一點倒不是改錯,而是漸漸成長吧。 (http://www.chenyang.net/?p=912)

Furtwängler這個系列,第零篇(編號從零開始,程序員的傳統哈)之後一直沒下筆,其實已經有一篇腹稿,可是搬家之後整個CD Tower打包放在倉庫里,有些資料就不容易取到。近日在本地圖書館看到“Furtwängler Recalled”一書(Indiana University音樂學院圖書館里也有此書。IU圖書館對於富氏圖書的收藏是很全的,學術研究、傳記、回憶和錄音方面的都有),裡面收錄了富氏去世之後一些朋友的回憶文章,有一些還挺有趣的(不過主要還是史料價值,如果不是對這方面特別感興趣,估計是索然無味的),於是決定翻譯一些。其實所謂收藏,不一定要是物質的東西,其實我們所最珍貴的,不都在我們心中么。所以這算是一點文章的收藏吧。 Furtwängler Recalled(Gillis, Daniel/Atlantis Verlag/Zurich/1965)一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富氏去世后友人給其夫人Elisabeth Furtwängler的信件,內容較少,第二部份是友人的回憶,例如在廣播中的講話等等。第三部份是錄音評論,這一部分就比較過時了,因為在這四十多年間對富氏錄音的發掘有很大的進展,有一些錄音過去不讓發行,現在也都流通了。 超級樸素的封面 第一部份很短,就抽一點時間翻了一下,其中我知道的人是Schweitzer和Fournier兩位。我不喜歡把人名音譯為中文,因為譯法的不統一,給檢索帶來很大的不變。比如說,Furtwängler在大陸比較普遍翻譯為富特文格勒,而台灣叫福特萬格勒。看來大陸人比較愛福,台灣人比較惜福吧。可是大陸原來也有譯作富爾特文格勒的,又有人打錯為富特文革勒,讓經歷了第三帝國的大師又來領教偉大領袖偉大導師一次。所以看來,還是原文最精準了。當然中文翻譯打起來順手的,也不是全然排斥。 書中收錄的第一篇是Albert Schweitzer。Albert Schweitzer(艾伯特·史懷哲,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偉大的基督徒,1952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神學、音樂、哲學及醫學博士。1896年五旬節時他曾立志:“三十歲之前為研究科學和藝術而生活,三十歲以後獻身服務人群。”1904年他讀到一篇文章,決心赴非洲為當地人做醫療服務。1913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此年前往西非加蓬蘭巴雷內(Lambaréné)進行醫療服務,后創立蘭巴雷內醫院,終身服事當地人,被譽為“非洲聖人”。去世後於夫人葬於蘭巴雷內。史懷哲的事迹,參見《非洲聖人–史懷哲》一書,陳月文/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北京/2011。網上亦有電子版。 音樂方面,史懷哲是一位管風琴家,對後世管風琴家演繹巴哈有很大影響。作為音樂學者,他的著作《J.S.Bach》(電子版)是巴赫生平研究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獻之一。 最近收藏的一張黑膠,史懷哲在家鄉的教堂(Parish Church, Gunsb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