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讀紅樓,石頭記每每有新意。做小文一篇,談一些想法。 對於紅樓夢的理解,是書版本之多,故有許多不同之側重。粗讀之下,多以為旨在談情。此書確是“情”字著眼,自大荒山無稽崖青(情)埂峰而始,至情榜為終,“情不情”者寶玉,“情情”者顰兒,皆是書中要旨。又因高鶚續書之故,演出“調包計”大戲,再有“沐皇恩賈家延世澤”,讓世人以為不過是市井通俗小說為才子佳人之一歎,淡去原文多少悲涼故事。 紅樓夢多以一百二十回本通行,誤導多少讀者。幸有近年所謂“紅學熱”,脂批抄本風行,使人得以一睹石頭記原目。(遺憾探佚之風或有過頭,所謂“秦學”等,未免一家之談,讓人又過分沈迷於人物結局,迷失了全書大旨。)其實不必修煉成山寨紅學家,就是從前八十回和脂批,甚至從流行的影視作品,都可體察作者在盛世浮華與情天情海之下所隱藏的真義,即感歎於末世裡的那一縷悲涼。 竊以為,1987年電視劇《紅樓夢》,其中一個出彩之處,就是採納了周汝昌先生的意見,不是按照高鶚續書,乃是以脂批之線索編繪後半部劇情。雖然最後六集,所佔篇幅過小,但是多數重要線索已經涵蓋了。最妙的是,全劇結束在甄士隱的“好了歌注”上。“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情固然是石頭記的主線,但是作者絕非單純來談一段情事,乃是藉著那些閨中故事,發出過往的一聲歎息,“好了歌注”正是這一場末世悲涼的總結。 電視劇之外,徐進編劇的越劇《紅樓夢》也是影響深遠。這一出是按照程高本的劇情,自“黛玉進府”開始,1962年徐玉蘭、王文娟的電影結束在“寶玉哭靈”,全劇無非在講述寶黛的愛情悲劇。知道後來錢惠麗、單仰萍的新版本,加入最後一場“太虛幻境”,以“紅樓夢引子”和“終身誤”兩曲為引,後有寶黛再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無非是幻境幻影,曲調雖存,不過是回憶中的潸然一淚,最終歸結在“飛鳥各投林”曲,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為終結。 得以慶幸,雖然電視和戲劇不過是原書最通俗的表現形式,但卻沒有遺失要旨。“好了歌注”和太虛幻境中紅樓夢的終曲“飛鳥各投林”,真是全本石頭記最要緊的總結。全書就是在講賈府的末世。甲戌本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就有三段側批,“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嘆嘆!”,正是點名這一點。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二回影印,注意硃批三個“末世” 紅樓夢書中所謂的“末世”,即是大廈將傾巍巍將亡的時刻。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早已積重難返,唯有歎命運使然。在這個末世的悲涼中,一個關鍵詞就是“無可奈何”。正如太虛幻境中的一副對聯,“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甲戌雙行夾批作“兩句盡矣。撰通部大書不難,最難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寶黛共讀西廂,後黛玉獨自行至梨香院牆角,“聽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聽到《牡丹亭》中“皂羅袍”一曲,“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這是崑曲最美之唱段,要義就押在這“奈何”之上。曹雪芹寫紅樓夢之時,恰是康雍乾盛世中期,這裡哀歎的不是時局,只是賈府的敗落,局內人茫茫不知,命運使然,令人唯有無可奈何之歎。 林語堂先生曾要翻譯紅樓夢,後決定自己仿寫一出,於是有了《京華煙雲》一書。英文原名為“Moment in Peking”,須注意這裡的moment是單數:若為復數,則言在京畿之地發生的幾個故事,或以“煙雲”為好;既為單數,則表明作者不是講述幾個瞬間,乃是說全書數十年的故事,不過宛如一瞬,故郁達夫之子郁飛的譯名“瞬息京華”或許為佳。 不知道林語堂試圖翻譯紅樓夢的時候,曾計劃用哪個版本為底本。當時雖然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已出版,但是抄本系統遠不如今日廣傳,故此,或許林語堂先生所看的仍是程高刻本。但是從《京華煙雲》的主旨來看,林語堂所要描述的,不是那些閨閣中的情事,卻是動蕩亂世中的沒落故事,正契合上文所述石頭記之“末世”要旨。 可惜只看過張振玉之中文譯本,但1988年版的電視劇《京華煙雲》(不要提央視《京華煙雲》,面目全非,可以看作同名的另一部作品了),是我看過的最悲涼的電視劇集,甚至比小說更好地表達出這個主題,“浮生夢”的旋律響起的時候,讓人不免想哭。最喜歡片頭曲的歌詞,“最輝煌時總是最滄桑,最明亮時總是最迷惘;最美麗時總是最淡泊,最繁華時也是最悲涼”(在電視劇中只唱第二、四句)。終曲“浮生夢”中,“如今歲月寫下最後一頁滄桑,浮生猶似夢一埸”一句,恰應了曹雪芹在紅樓夢(甲戌本)開篇的題詩,“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末世就是在海市蜃樓的繁華中悄然來臨,在一切不知覺中,在浮生無謂的忙碌中,突然天崩地陷,最終是散場,“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需要指出的是,紅樓夢寫於盛世,所謂的末世不過是賈府等四大家族的末世。(後有套用馬列史觀的評論,認為這亦是封建大家族的末路。竊以為曹公不過感歎人世的無常,未必有如此“革命”的覺悟。)而京華煙雲成書於亂世,民族危難國之將完,故其中的悲涼,並不是姚家曾家所獨有,乃是對整個民族命運的憂傷。雖然如今回望過去,那時候還遠不是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最悲慘的時光,但是在成書的那個年代,那種危亡的急迫感是明明可知的。曹雪芹在紅樓夢前題詩一首,“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林語堂彷彿是在回應此詩,為京華煙雲題詩“全書寫罷淚涔涔,獻於殲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熱血,神州誰是自由民。”雖然同樣是淚,但是林語堂的詩是堅毅的,賦予希望的,末世雖然已經在眼前,但是中國不會亡,在英雄熱血之下,自由必存於神州大地。這樣憂國憂民的胸懷,是盛世中沒落的曹雪芹所不能想象的。(可惜日寇雖驅,林語堂詩中之願至今未全,歎歎!) 小結一下本文,試論述了《紅樓夢》及仿紅樓而作的《京華煙雲》之主旨,乃在談論末世之悲涼,即面對時代潮流中沒落趨勢的無奈;並談及了兩者的不同,紅樓旨在談家族之殤,全為無奈;而京華在談民族之殤,猶是帶著希望的。無論如何,這種悲涼,在“斷井頹垣”的“陋室空堂”中回想“當年笏滿床”,正是兩書美妙的所在,深深映出中國美學的一聲嘆息。 一些更正 […]
Month: May 2010
4月29日是林昭遇難42周年的紀念日,在網絡上看到了許多紀念的文字。 前一陣子和國內的一位年長弟兄交通,他曾經在那個極左年代被誣入獄,60年代初曾被關押在上海靜安區看守所。他記憶中有一位女囚,在印象中與林昭神似,因此他稱自己或許有幸是林昭的“同監難友”。 在交通之中,自然就談及了基督徒的政治參與。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提供一些帶領林昭信主的俞以勒姊妹的資料,在其中也對余傑先生的“中國教會的復興,如果沒有林昭的精神為催化劑,這種復興便很可能是是曇花一現的”說法提出過一點自己的看法。那篇文章比較簡短,可能沒有清楚的表明我的想法,因此,藉著這個紀念林昭殉難的機會,也把這個問題更仔細的說明一下。 一、無論為自由和為信仰獻身,都是偉大的。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許多人為了真理為了信仰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甚至是為了最基本的人權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許多有良知的人都收到迫害。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而言,這些受難者中,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和極權抗爭著,例如張志新、遇羅克等等,另一部分是單純的為了信仰的緣故而殉道,例如倪柝聲、張愚之等。 為了民主自由而獻身,或者單純為了信仰而犧牲,都是很偉大的事情。當然基督徒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會更推崇後者,因為有存到永遠的價值,將來可以得主的賞賜。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前者。社會的改良,驅逐弊病,讓人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也是基督徒在世上的見證。為了美好的理想而犧牲,總是非常崇高的。 林昭在這裡就稱為一個跨界的人物。她的事跡是非常動人的,而相比與張志新、遇羅克,林昭在思想上甚至更有深邃之處,她必定會稱為極左路線抗爭者的一面旗幟。我絲毫不反對紀念林昭。我們需要紀念林昭,以反思那個瘋狂的年代,紀念那些英勇抗爭的人。 但是,林昭之偉大,並不需要講其提升為中國教會之精神領袖而彰顯,也不必將其犧牲定義為為主殉道才得以表明。林昭對極左路線的覺醒,是反右的時候,那時她還沒有成為基督徒。可以想象,即使林昭沒有信主,她也在被當局所迫害,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受苦,甚至殉難。只是,也許她不能達到她後來的思想高度,不能作為“基督親兵”,找尋到那一條“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所以,基督信仰為林昭的抗爭增加了更深的思想價值和屬靈意義,但是,她仍然是因為政治觀點而收到極刑。林昭的事跡本身,就是她的見證。而中國傳道人的獄中見證,是從信仰的角度為主堅守為主受苦,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也不應該厚此薄彼,而是各有其珍貴之處。 二、基督徒的社會使命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旅行了她的政治使命。我相信,基督徒的社會使命,是基督徒的見證的一部分。通過信徒在信仰生活中活出見證,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這也是基督徒所應當做的事情。 約翰·衛斯理是一個見證。他倡導的循道運動,曾經改變了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成為社會亂象的出路。但是,後來,隨著衛理宗教會日益熱衷於社會工作,有一些教會漸漸遠離了純正的福音。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些“社會福音”往往和新派神學是聯系在一起的,遭到很多基要派信徒的反對。例如,宋尚節博士很反感社會福音。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福音,將本末倒置了,將教會的社會服務放在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真理之前,沒有穩固的救恩基礎,只熱衷於社會的工作,教會的不過是表面的,救人的身體而沒有救人靈魂的。 但是這也引起另一個極端,就是基督徒是否應當完全放棄對於政治的關注,而生活在自己信仰的小圈子之中?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對於基督信仰逼迫的加劇,中國家庭教會高舉政教分離的旗幟,堅持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不接受政治對教會的干預。而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引來更多的政治麻煩,教會也避免參與一切的政治活動,力圖使政教完全分開。 我認為,這兩種觀點是需要平衡的。首先,堅持基要基督信仰的根基,傳講不打折扣的聖經的話語,是教會不可缺少的;其次,在這個信仰根基上,基督徒應當作光作鹽,就如聖經所說的,不是放在斗地下藏起來,而是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作為明光照耀,照亮一屋子的人。這樣,如果有純正的信仰根基,那麼信徒應當通過自己對真理的認識和追求來改變這個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她的政治思想有一部分是基於聖經的觀點,所以她雖然不是直接為了基督而殉道,但是她的死也是在為主作見證。 如今的時代,與林昭的時代又不相同,但是現今之基督徒也應該有對社會的關懷,也許不是像林昭獄中寫血書那樣激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基督徒的聲音。 三、基督徒政治參與的方式 余傑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自由知識分子,也是難得的幾位堅守在國內的民主人士。他成為基督徒之前的作品和思想,我就非常喜歡。他在思想上一直是傾向於美國的保守主義,受到很多左派的攻擊。 余傑信主之後,把對民主的追求和基督信仰的精神聯系在一起,我覺得更是難能可貴的。西方民主的根基就是基督信仰,沒有基督教的傳播,也就很難建立其真正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