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是林昭遇難42周年的紀念日，在網絡上看到了許多紀念的文字。 前一陣子和國內的一位年長弟兄交通，他曾經在那個極左年代被誣入獄，60年代初曾被關押在上海靜安區看守所。他記憶中有一位女囚，在印象中與林昭神似，因此他稱自己或許有幸是林昭的“同監難友”。 在交通之中，自然就談及了基督徒的政治參與。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提供一些帶領林昭信主的俞以勒姊妹的資料，在其中也對余傑先生的“中國教會的復興，如果沒有林昭的精神為催化劑，這種復興便很可能是是曇花一現的”說法提出過一點自己的看法。那篇文章比較簡短，可能沒有清楚的表明我的想法，因此，藉著這個紀念林昭殉難的機會，也把這個問題更仔細的說明一下。 一、無論為自由和為信仰獻身，都是偉大的。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許多人為了真理為了信仰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甚至是為了最基本的人權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許多有良知的人都收到迫害。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而言，這些受難者中，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和極權抗爭著，例如張志新、遇羅克等等，另一部分是單純的為了信仰的緣故而殉道，例如倪柝聲、張愚之等。 為了民主自由而獻身，或者單純為了信仰而犧牲，都是很偉大的事情。當然基督徒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會更推崇後者，因為有存到永遠的價值，將來可以得主的賞賜。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前者。社會的改良，驅逐弊病，讓人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也是基督徒在世上的見證。為了美好的理想而犧牲，總是非常崇高的。 林昭在這裡就稱為一個跨界的人物。她的事跡是非常動人的，而相比與張志新、遇羅克，林昭在思想上甚至更有深邃之處，她必定會稱為極左路線抗爭者的一面旗幟。我絲毫不反對紀念林昭。我們需要紀念林昭，以反思那個瘋狂的年代，紀念那些英勇抗爭的人。 但是，林昭之偉大，並不需要講其提升為中國教會之精神領袖而彰顯，也不必將其犧牲定義為為主殉道才得以表明。林昭對極左路線的覺醒，是反右的時候，那時她還沒有成為基督徒。可以想象，即使林昭沒有信主，她也在被當局所迫害，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受苦，甚至殉難。只是，也許她不能達到她後來的思想高度，不能作為“基督親兵”，找尋到那一條“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所以，基督信仰為林昭的抗爭增加了更深的思想價值和屬靈意義，但是，她仍然是因為政治觀點而收到極刑。林昭的事跡本身，就是她的見證。而中國傳道人的獄中見證，是從信仰的角度為主堅守為主受苦，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也不應該厚此薄彼，而是各有其珍貴之處。 二、基督徒的社會使命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旅行了她的政治使命。我相信，基督徒的社會使命，是基督徒的見證的一部分。通過信徒在信仰生活中活出見證，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這也是基督徒所應當做的事情。 約翰·衛斯理是一個見證。他倡導的循道運動，曾經改變了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成為社會亂象的出路。但是，後來，隨著衛理宗教會日益熱衷於社會工作，有一些教會漸漸遠離了純正的福音。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些“社會福音”往往和新派神學是聯系在一起的，遭到很多基要派信徒的反對。例如，宋尚節博士很反感社會福音。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福音，將本末倒置了，將教會的社會服務放在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真理之前，沒有穩固的救恩基礎，只熱衷於社會的工作，教會的不過是表面的，救人的身體而沒有救人靈魂的。 但是這也引起另一個極端，就是基督徒是否應當完全放棄對於政治的關注，而生活在自己信仰的小圈子之中？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對於基督信仰逼迫的加劇，中國家庭教會高舉政教分離的旗幟，堅持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不接受政治對教會的干預。而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引來更多的政治麻煩，教會也避免參與一切的政治活動，力圖使政教完全分開。 我認為，這兩種觀點是需要平衡的。首先，堅持基要基督信仰的根基，傳講不打折扣的聖經的話語，是教會不可缺少的；其次，在這個信仰根基上，基督徒應當作光作鹽，就如聖經所說的，不是放在斗地下藏起來，而是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作為明光照耀，照亮一屋子的人。這樣，如果有純正的信仰根基，那麼信徒應當通過自己對真理的認識和追求來改變這個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她的政治思想有一部分是基於聖經的觀點，所以她雖然不是直接為了基督而殉道，但是她的死也是在為主作見證。 如今的時代，與林昭的時代又不相同，但是現今之基督徒也應該有對社會的關懷，也許不是像林昭獄中寫血書那樣激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基督徒的聲音。 三、基督徒政治參與的方式 余傑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自由知識分子，也是難得的幾位堅守在國內的民主人士。他成為基督徒之前的作品和思想，我就非常喜歡。他在思想上一直是傾向於美國的保守主義，受到很多左派的攻擊。 余傑信主之後，把對民主的追求和基督信仰的精神聯系在一起，我覺得更是難能可貴的。西方民主的根基就是基督信仰，沒有基督教的傳播，也就很難建立其真正的民主。 […]
Category: Featured
Featured Posts
林昭是一位基督徒。她曾經是左派青年，對中共的革命抱有很大的熱情。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她開始覺醒，後被劃為右派。在五六十年代勇敢地與極左思想、極權統治抗爭，1960年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當局秘密殺害。林昭曾經上過教會學校，1961、1962年左右，她在監獄中與一位因為信仰坐牢的基督徒俞以勒同在一個囚室，後信主成為基督徒。如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張志新、遇羅克等鬥士之外，林昭這個名字越來越收到人們的重視。林昭在1957年後寫下了大量文字，記載了她的思想抗爭，此外她信主以後，在基督信仰的基礎上來審視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與現狀，不僅在現實中反抗極權，也在理論上揭露了當時統治思想的荒謬。 帶領林昭信主的俞以勒姊妹，是一位牧師的女兒，曾在賈玉銘牧師主持的中國基督教靈修神學院就讀，1954年畢業。曾經因為信仰坐牢，後獲釋，晚年來美國。據筆者2009年夏天了解的情況，俞以勒曾在加州一家教會服事，並用所繼續的錢資助國內的弟兄姊妹，顯居加州她妹妹家中，身體狀況不佳，外界也難以接觸。 中國基督教靈修神學院1954年畢業生合影 前排右三為俞以勒 （前排左二為宋天嬰，宋尚節博士的大女兒，後為主殉道） （照片來源於中國教會一位長輩，非經作者同意，謝絕轉載 ） 另外一份關於林昭的材料來自於《驛車到站》一書。該書是教會人士幾年汪純懿姊妹，於2006年編寫的。 汪純懿姊妹，教會中人常稱她為汪姑姑，1913年生於江蘇，1925年信主，1926年受浸，1932年高中畢業後在教會服事，1942年與趙世光牧師等六人共同創建靈糧堂世界佈道會，1947-1948年在加拿大聖經學院讀數，研究聖經與鋼琴演奏，1948年回國後在教會孤兒院服事。1951年著《活的見證》一書，講述其1914-1951年間的見證。五十年代至1962年，教授鋼琴並做佈道工作，翻譯慕安德烈《禱告的生命》一書。1962年因此被捕，後在安徽白茅嶺農場勞動改造，1979年回到上海家中，後獲得平反。八十年代著《何等奇妙》一書，講述1951-1986年的見證。1986年赴美，在南加州幾家靈糧堂事奉。2006年九十三歲安息主懷歸回天家。 在這本書中，有一篇重頭的文章，是程天午姊妹所寫的《在獄中的恩典生活–紀念汪純懿姐妹》。程天午姊妹曾經接觸過基督信仰，後來因為仗義執言被捕入獄，在獄中裝瘋賣傻。但是她正巧和汪姑姑關在一起，汪姑姑對她信仰上有幫助，後來她完全接受耶穌為個人的救主。這一篇文章主要記述了汪姑姑在獄中的生活，同時也在幾處提到了當時同在提籃橋監獄的林昭。 該文章主要的問題在於對於年代記錄的錯誤，比如文化大革命被記敘為1968年開始，而林昭被處決的年代被記錄為1975年，但是外界普遍認為是1968年。文章中提到當時獄方找到三個典型要予以處理，包括汪姑姑和林昭，後來林昭真的被處決，但是汪姑姑沒有。從汪姑姑的年表上看，她是1973年離開提籃橋監獄去安徽農場勞動改造的。因此這件事情應當發生在1973年以前，而不是1975年。就程天午姊妹所記錄的年代問題，筆者於2009年夏天曾託人去尋找程天午姊妹，但是因為其身體原因，沒有能夠見面。 書中提到一件事情，說是林昭在獄中大聲抗議，而汪姑姑告訴她“不要憑血氣”。這件事情，筆者曾經聽說也有一些教會內部的人士有不同的意見，認為汪姑姑不應當這樣提醒林昭。當然神給每個人的帶領不一樣，就我的領受來說，基督徒對國家對時事的關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抗爭的方式上，我認為應當是更加溫和忍耐，採取“血氣”強力抗爭的方式是可以商榷的。 林昭的偉大，是無可辯駁的。我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文革中幾位抗爭者中，林昭是最具有理論體系和思想深度的。但是最近有人提出林昭精神就是中國教會的精神，中國教會要走林昭的路線，我認為此言未免過於絕對。我相信信仰和政治絕對不是能夠分開的，基督徒的政治關懷，正是改變世界的動力。從世界歷史上看，有許多偉大的變革，正是從教會的倡導開始。但是，在另一方面，教會的作用是在於為主做見證，傳揚神的福音，建立基督的身體，在將來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成為基督聖潔的新婦。中國教會正在改變中國，也將會改變中國的政治、文化以致民族性格與命運，這是中國福音廣傳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林昭精神所表現的，是作為基督徒的良知與黑暗力量的抗爭，如今，這樣的抗爭也在中國的教會中繼續發生。為了信仰的緣故，基督徒順從神不順從人，與世界上的敵人爭戰；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基督徒將神的公義彰顯出來，也會受到社會和政權的壓力。但是我要說，前者是首要的，後者是堅持信仰所帶來的必然附屬品。林昭精神是偉大的，但是這只是中國教會之精神的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中國教會的見證是崇高的，林昭的見證，汪純懿的見證，以及王明道、袁相忱、袁蒙恩、鄭惠端、楊心裴、王天經、王美芝、王頌靈、王忠孝、李天恩、俞成華、張愚之等等等等，以至於許多為了信仰坐牢或者忍受壓迫的有名或是無名的傳道人以及信徒，還有現今在中國的鄉村和城市中不為名不為利單單只為主擺上的弟兄姊妹，這一幅長卷也許還不夠完全，但是這才是中國教會的精神，我們在神信實廣大不變的愛中看到中國教會榮耀的復興。 附：《在獄中的恩典生活–紀念汪純懿姐妹》一書中關於林昭的敘述。 第101頁 汪純懿站了幾個下午，在批鬥會上，一批靠攏政府、要求改造的犯人，學著他們提審員的口吻，像連珠炮一般想姑姑提出質問：“你說說看，毛主席是啥人？” “他是中國領導人。” 他是不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
繼續來談談攝影史。 前面談到了畫意攝影。畫意攝影不止是一個藝術風格，更是一個政治性的抗爭運動。19世紀末的攝影家很無奈，一方面是攝影工藝日益發展，攝影術的廣泛傳播，肖像攝影稱為家庭記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攝影在藝術界抬不起頭來，甚至連一個容身之處都沒有。 好吧，既然攝影是從繪畫的輔助工具（camera obscura，暗箱）開始的，那麼攝影就乾脆走繪畫的道路吧，讓攝影變得更像繪畫，於是從繪畫所佔據的藝術空間中擠出一席之地。 這就是畫意攝影的抗爭。許多畫意攝影家並不一定是真心追求畫意攝影的風格表現，而是在這種抗爭的背景下不得已而為之，甚至可以說有點三心二意。譬如Alfred Stieglitz，這位畫意攝影的領袖，同時也是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的重要人物。 畫意攝影在建立攝影的藝術地位方面，確實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攝影家們抗爭無門走投無路的時候，只好採用這樣曲線救國的“下策”。但是所謂盛極必衰，物極必反。畫意攝影如日中天的時候，攝影界內部產生了不同的意見。 Paul Strand, Abstraction, 1915, photogravure 8 15/16×6 9/16″, NY, MOMA […]
這學期在上20世紀攝影史課程，因此要閱讀一些文獻。所以不妨將一些心得在這裡寫一下，或許對讀者有所幫助。 “攝影是美術之一嗎？” 在美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每一個藝術學院都有攝影系或者攝影方向。今天在上課的時候，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同學站在反對的一方。可見攝影作為美術的一種，已經成為幾乎沒有爭議的共識。 中國的藝術圈我並不熟悉，但是大略知道無論是新聞學院還是美術學院開設的攝影專業都在增加。民眾對攝影的理解，一定程度上還是在紀念照和沙龍攝影的層面；而攝影愛好者在拍攝糖水片和所謂的“人文攝影”。無論如何，對於攝影之藝術價值的肯定是在慢慢增加的。 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在19世紀下半葉曾經是主要的爭論。攝影家本身對於尚在嬰兒期的攝影還缺乏自信，而所要面對的攻擊是猛烈的。在這樣的局面下，攝影的美術性的爭論，不僅僅是一種純粹學術的探討，也是社會性和政治性的討論。 關於這個問題，我閱讀了兩篇文章，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場上。一篇文章是Joseph Pennell所寫的“Is Photography Among the Fine Arts?（攝影列於美術之中嗎？）”；另一篇是Alfred Stieglitz所撰的“Pictorial Photography（畫意攝影）”。一篇寫於1897年，第二篇是1899年，所幸百餘年來英語的變化不是太大，除了少數詞匯，總體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想到中文，在白話文運動和簡化字之後，中國人讀百年前的文章，已經有普遍之困難了，歎歎！） Joseph Pennell是一位美國藝術家，其作品包括書籍的製作，以及蝕刻於石印工藝，並且他也作為一位插圖畫家（illustrator）而出名。在他的文章中，他對攝影是大大地惱怒，從行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情緒。但是同樣也可以看到，他對於攝影並不熟悉，主要的論據是從兩次攝影展和一些雜志對於攝影的介紹得來。 Alfred Stieglitz（斯蒂格利茨），對攝影略有了解的讀者就應當非常熟悉他，是一位美國攝影大師，也是攝影界的領袖。與Pennell對於攝影一知半解的知識相比，Stieglitz的文章基於其攝影的實踐，反應了攝影家在創作的過程中對攝影技術及工藝並藝術創作的思考。 […]
（按：9月份在學業上和服事上都更加忙碌，加上很多攝影相關的內容在攝影博客上寫了，這裡就一直沒有更新。這是9月18日在布魯明頓華人基督教會（Bloomingt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BCCC）新生之夜上的短講，主要聽眾為慕道的朋友。感謝聖靈帶領我完成這一篇講道。今日根據錄音重新錄入，也讓我在靈里再次收到感動，在主里重新得力。語言上基本保持口語的風格，沒有過多修改。） 錄音點此下載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 大家晚上好！ 剛才在唱歌的時候，我心裡有這樣深深的感動，就是在這個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有神的愛充滿着我們，神的靈就在這地。噢，我們今天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動，因為我們看到大家來到這裡，來到我們的神面前。今天我們在這裡有這麼多的弟兄姊妹來服事各位同學，有音樂的敬拜，也有分享；我們這些弟兄姊妹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就是基督徒。 我想今天你們來到這裡的時候，你們也聽到這樣的一個名字，就是耶穌基督。我們的教會名字叫布魯明頓華人基督教會，我們在歌聲中也唱到“耶穌愛你，耶穌疼你，耶穌能造一個全新的你”。今天，在這裡的每一位基督徒都願意來與你分享，就是我們在生命中都經歷了耶穌，都經歷了耶穌帶給我們的改變。原來我們曾經都是失落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曾經漂泊無定，但是我們都經歷過，我們蒙了耶穌的救贖，成了何等樣的人。 我在這裡這樣說的時候，並不是說基督徒曾經都是失敗者；但是我們在心中都曾經這樣感受，就是我們的心彷彿缺了一塊，我們需要什麼來充滿我們的心。我個人可以在這裡做這樣的一個見證，我自己就曾經被這一首“全新的你”深深地打動。在這一首歌里，我們這樣唱，陰天代表着我的心情，雨天更是我對生命的反應，我覺得對未來是沒有一點信心。雖然在那個時候，所有的人都說我是非常成功的一個人，所有的人在羨慕說，這個人的人生彷彿是那樣的順利，但是我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感到，我心裡有這樣的需要，並不是一切外在的所謂的成功能夠給我的，因為我心裡的那一塊地方沒有被填滿。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耶穌；直到這一天，我的生命被改變。我想我可以作這一個見證，他可以作這一個見證，我們在這裡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向你作同樣的一個見證，就是耶穌充滿了我們的心。 我們真的是在這裡深深地感謝，因着我們舉辦這樣的餐會，我們不僅是向您提供一份晚餐，我們更重要的是把我們生命中所蒙受的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耶穌基督與我們的同在，分享與你們。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們，剛才的晚餐是否已經飽足，現在可以比較舒服地坐在大堂中，來聽這樣的分享。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此時此刻，你們的心中是否也被充滿了？ 我們剛才看這個啞劇的時候，我們看到這一位年輕的女孩兒，她在尋找，她也許在尋找她的夢，在尋找她的未來，在尋找她的人生，但是這一切的事情都讓她感到她找不到希望。我們看到她去找了美貌，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我們有更美好的相貌：長得更漂亮，更英俊，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美貌真的能夠滿足我們的心嗎？我記得曾經在一首歌中這樣聽到，“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可是誰能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是的，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我們可能有這樣的貌美，但是隨着年紀的增大，這樣的美貌很快就會過去。如果我們所尋找的是美貌，我們如何能夠得到一個長久的滿足呢？ 有的人說，我們要尋找的是愛情，一份愛情是超過一切的。但是我前兩天剛剛看到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對新婚的夫婦，他們是在2009年的9月9日結婚的，因為他們要找“久久久”這個良辰吉日。但是非常遺憾的是，6天之後，他們就辦了離婚。我們大家看一下日曆，今天是9月18日，所以這個故事還是這樣的新鮮。所以我們所期望的愛情，真的可以帶給我們永遠的滿足嗎？ 也許有的人說，金錢是滿足。我不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對金錢的需求有多少，但是曾經有朋友這樣給我說，她不需要太多的錢，將來我到商店裡面，碰到我想買的東西的時候，不覺得口袋緊，我就感到滿足了。也有另外的朋友對我說，我想我人生的頭35年就是奮鬥拼搏賺錢的時間，然後我就把一切都放下，我好好去享受我所賺到的錢。但是，各位朋友們，你們想一想，在你們所認識的人裡面，有人真的是這樣嗎？真的是到了那個年齡他就放下一切嗎？真的是賺到一定的錢他就滿足了嗎？我們看到，不是的！我們看到的是，現在作為學生，我們沒有錢，我們需要更多的錢；而那些有錢人，他們有了錢，但是他們比我們更加需要更多的錢，因為金錢不能滿足我們的心。 我們看到，我們在這裡追求的是學業，那麼學業能夠滿足我們的心嗎？我可以給大家講這樣的一個故事，我在大學有這樣一位同學，他的年齡比我們平均年齡大兩歲，因為在那一次高考前的兩年他參加了另一次高考（高考是中國大陸高等院校的入學考試，可以說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他第一次高考中，他考上了北京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學校之一。這是他中學的時候的一個夢想一個目標，當我上了北大，我的心就滿足了。但是當他進入北大，他達到了自己的目標的時候，他發現他的心不是滿足，而是更加的空虛。於是他就找別的事情去填補他的空虛，他就找到了電腦遊戲，就如剛才的啞劇中那位女孩找到了那位玩遊戲的男孩。他以為電腦遊戲可以填滿她的心。後來的結果，我想大家已經猜到了，就是一年之後，他被北大退學，於是他回到家裡，他又重新拾起他原來的那個目標，就是再參加一次高考。於是這一次的高考，他考了所在省的狀元，就是將近一億人里的第一名，於是他考上了清華大學。但是我們仍然再問，當他再一次達到他的目標的時候，他的心就能夠完全滿足了嗎？我們看到學業也並不是讓我們得完全的滿足。 於是我們看到，我們達到一個目標，隨之而來的就是空缺；於是我們就有寫一個目標。就是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目標使得我們人生不斷地再追求，追求一種忙碌的狀態，就是在這個世界之中不能夠出來的狀態。所以我們在啞劇中看到，有這麼一個女孩在這裡，她不停地接手機，不停地忙碌這一切的社會活動、工作的事情。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都願意清閑，但是我們也都害怕清閑，因為我們看到，當我們空閑的時候，心裡的空虛就顯現出來。 所以許多人願意用工作來麻醉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這樣的一個名詞，叫做“過勞死”，就是工作過量就猝死了。在中國大陸，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各行各業，都有這樣的例子，也許一個人有非常美好的家庭，有非常高的收入，但是突然間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因為他心裡從來沒有滿足，他要追求這樣的忙碌來填滿他的心，最終卻摧毀了他的身體。 […]
作者：Leslie Scrivener，多倫多星報（the Toronto Star）記者 翻譯：陳陽 原文：http://www.thestar.com/article/671941 你的口袋裡有什麼？螺絲還是緊固零件？一張樂透彩票？一點毛毯的殘片？ 所有這些不起眼的物件都揭示着你是怎樣一個人。“它們帶着歷史，它們本身就是故事”，Rachel Ellison說。她把她對於口袋的研究稱為“口袋學”。Ellison，這位24歲的藝術學生，她用口袋學來讓陌生人互相連接，將這種自我描述的內容稱為關係藝術。在這個數字技術連接的世界，這種人與人直接的聯繫在瞬間之中創造了一種親密關係。 Elssion在最近的一個星期天在Christie Pits舉辦了一個“口袋學餐會”。那個下午正好下雨，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活動，不過他們都願意掏空他們的口袋。 薩爾瓦多來的Raoul，他有一口袋的萬寶路香煙。 “我只抽萬寶路香煙”，他對Rachel說，“18歲那年我開始抽煙。我在危地馬拉等待一些文件。…那天我在公園裡，看見一大群人，但是我不知道要做什麼，因為我不認識他們。所以我決定去商店買一些香煙。我買了紅色的萬寶路。從那時開始，當我感到壓力的時候，我就抽一根煙，這樣就會感覺好些。” 去年春天Ellison在Queen街的Fly畫廊的展示窗里設置了一個商店。她穿着圍裙端莊地坐在窗戶里，手裡拿着一個禮品包裝的盒子，盒子裡面有一個口袋，印有捐贈者寫的說明。你可以用你自己口袋中的東西來換其中的一個。她稱之為肖像畫廊的口袋學禮品商店。 其中一個禮品盒裡面有一張在Yonge和Bloor的老Towne劇場1980年12月16日的門票，以及一張用綠色鉛筆寫的便簽，其中捐贈者描述了捐贈者如何在他父親的細條紋背心的口袋中發現了這個殘片。從他6年紀展示禁酒令那時候起，這張票根就一直存在那裡。他說，“我所想要知道的是那天到底演了什麼電影”，因為這張票根的日期是在他出生之前的。 另一個口袋裡存着一塊從一位已死的朋友處得來的令人傷心的石頭，一個鼴鼠玩具，一對嬰兒手套，一片臟紙巾。“我發現紙巾能夠幫我避免過敏和規律性的悲傷。” 還有一個是藝術商店的收據。捐贈者解釋說，他為了填寫收入稅而保存收據。“我的女朋友在畫吊墜的時候曾在這張收據上畫。她讓收據變得無用了，可是卻比原來漂亮了無限多。” Ellison是在參觀Tel […]
（2009年8月14日在布魯明頓華人基督教會（BCCC）學生組帶查經內容，根據記憶整理） 經文：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該作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他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呢？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耶穌看着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太19:16-26）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僱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閑站的人。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就問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整天在這裡閑站呢？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及至那先雇的來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他們得了，就埋怨家主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有古卷在此有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太20:1-6） 馬太福音第19、20章是耶穌末次去耶路撒冷受難前的事迹和講論。在這一路上，耶穌遇到了一個少年財主，他要求永生，卻因為迷戀錢財而沒有得着。之後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路上預言自己將要被殺、復活。在這兩段事情之間耶穌講了一個比喻，僅記載於馬太福音。這個比喻和少年財主的故事，形成了顯明的對比。 少年財主是失敗的，雖然他有一些值得誇耀的地方，他願意來到耶穌的面前，也遵守的許多的律法，但是他所求的永生卻沒有得着，憂憂愁愁地離開了。少年財主失去了進入天國的機會，於是耶穌就用這個比喻來講明天國的事情，和人自己尋求的方式有怎樣的區別。這樣，我們從這兩個故事，來對比一下人和神所用方法之異同。 首先，人的方法是靠自己達到某個目標。少年財主來到耶穌面前，對耶穌說得是，“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對於這一句話，首先我們需要加着重的就是“我”字。對於人來說，很多的事情都是從“我”出發的，都是從“自己”出發。我們已經很習慣這樣的教導，凡事靠自己。當然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天國的事情上，我們是否有能力靠自己得到進天國的資格呢？少年財主顯然認為這是可能的。 這樣，第二點就是，少年人既然認定了靠自己可以完成，那麼所需要的就是去“做”什麼事情。他認為永生彷彿是一個因果律的結果，完成某些“善事”、遵守某個道德標準之後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這其實就是我們每個人最習慣的生活方式，我們通過做某一件事情，去達到某個目標，或者得到某個結果。因此，少年財主來到耶穌的面前的時候，他很自然的想到的是，他所希望的一個崇高的目標，就是進入永生，也是通過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而得到的。 第三，人總是自以為義的。少年人這句話非常動人，他問的是他需要做什麼“善事”可以達到永生。其實在他的宗教觀念中，也是在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觀念中，我們認為善事一定得到善報，而在冥冥之中那個最高的善報就是永生。更關鍵的是，我們認為我們自己是可以行善的。有許多人說他們可以按照聖經上所豐富的道德教訓去生活，但是他們不需要相信神。這個少年人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他所存的心也是一樣的。他是一個從小就遵守律法的人，他認為他所需要的就是知道更多的律法，因此當耶穌在猶太地興起的時候，他相信耶穌或許是一位先知，從神那裡領受了更多的教訓，因此他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並沒有提到需要耶穌幫助他去做什麼善事，而僅僅是願意從耶穌那裡得到一些更完備的道德的教訓。 這樣，從“我該做什麼善事”這一句話中，我們看到“我”、“做”和“善事”這三個要點，折射出出於我們自己心裡的觀念，我們要靠着自己，憑藉行為，去做一些我們認為是善的事情，來得到最好的道德目的。 我們看到耶穌對這一個問題的回答是非常奇妙的，祂並沒有直接回答說要做什麼善事，而是先提出“只有一位是善的”，也就是“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這並不是答非所問，而是把這個問題引到了正確的方向。少年人首先的觀念就是從“我”出發，於是耶穌告訴他，你自己是不行的，當你說善事的時候，你若沒有提到神，你又如何能夠知善呢，又如何能夠行善呢？ 人首先是從自己出發，但是耶穌的回答直接就提到了最關鍵的部分，人需要尋求神，才能行善，才有永生。當然少年人也許不服這樣的教訓。就如同現在傳福音的時候，會碰到一些人認為自己是好人，沒有必要尋求神，沒有必要聽福音，他們認為全守律法、憑着行為稱義。耶穌當年碰到的少年財主也是這樣的人，他在各個方面都看起來很好，彷彿並沒有什麼可責之處。於是耶穌就以律法來回答他。 耶穌第一次提到了6點，其中五點來自於十誡，而“愛人如己”是一個總結（參羅13:9），而少年人的回答是相當驕傲的，“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呢？”他真的做到了嗎？於是耶穌追問到，“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少年人聽到“愛人如己”這一句話的時候，他可能並沒有深思自己的行為，覺得自己平時施捨救濟窮人，將收入的一部分奉獻，就已經愛人如己了。可是耶穌提醒他，若是真正愛人如己，待人和待己沒有分別的話，那為什麼自己要佔據很多的財物，而不是變賣所有都分給窮人呢？這一個問題一針見血，少年人所謂的全守律法，“一切都遵守了”，無非是自己心中一廂情願的自我期許，而神的兒子耶穌祂是監察人心的，在那一刻他就看到他心裡所缺少的。 耶穌再來的時候，祂將是審判的主。如今我們可以在別人面前假裝得很好，在別人看來是光彩照人是滿有見證，但是捫心自問，有一個人自己心裡沒有一點虧欠嗎？少年財主聽見耶穌的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如果我們也聽到耶穌的責備，我們可以承受得住嗎？我們是不是也要憂憂愁愁地走掉呢？ 沒有人可以全守律法，也沒有人靠着自己可以完全行善。我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善，當我們自以為善的時候，已經遠離善很遠了。耶穌一席話，把少年人“靠着自己”、“憑藉行為”和“自以為義”這三個觀念一一擊潰，也就是宣告了一個結果，人以自己的辦法是完全無能為力的。這樣，難怪門徒要稀奇，問耶穌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確實，按照人的這三個觀念，是完全沒有辦法得救的。耶穌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其實這裡的重點不在於錢財，而在於一切靠着自己或是靠着自己所有的，比如這裡這個少年人是靠着他的錢財，因此耶穌特別提到財主。每一個人天生都是驕傲的，因此我們都在自己的驕傲上“富足”，也就是說人人都在“驕傲”上成了財主，人人都不可能進入天國，正如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駱駝穿過針眼一樣。 但是如今，我們卻不像那個財主，憂憂愁愁地走了，我們卻是歡歡喜喜地仰望天國的榮耀，其中的緣由就在於我們並不是靠着自己的方法進入天國，而是神為我們打開了天國的門。所以耶穌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靠着自然的力量，駱駝不能穿過針眼，但是神若是以超自然地力量實現，這件事情有什麼難的呢？人自己也不能進入天國，但是神早已經預備了一個救恩，祂要親自領我們到天國裡面去，我們是否願意接受神這樣的帶領呢？ 在接下來的馬太福音第20章，耶穌就特別地用這樣一個比喻來解釋天國的奧秘。這裡葡萄園就代表天國，而受雇得到工價的工人就代表那些蒙神恩典進入天國的人。我們來看神的方式和人的方式是怎樣迥然有別。 […]
火車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也許都是一種情結。 買“站票”的人在過道度過一個夜晚，2007（陳陽 攝） 小時候每逢寒暑假會從福州去南平看望爺爺奶奶。那時從鷹潭到福州的鐵路是福建省唯一的出省鐵路同道，任何一班從福州出發的火車都會經停南平。開始的時候是坐去杭州去南昌的車，後來有了專門到南平的“武夷快”，因為當時號稱這個車最終要修到武夷山，當然這個目標最終實現，我至少已經坐了十年只從福州到南平的武夷快。 這個火車順着閩江的一個支流而上，行車約三個小時。一個半小時之後就開始穿越隧道，於是數隧道就成了我旅行的一大樂趣。有幾個隧道特別長，火車能夠開上三五分鐘。那時候還玩點神秘主義，去發覺這些隧道編號之間的關係，似乎是總結出特別長的隧道從福州算起的編號總是3的倍數。至於福州到南平到底有多少個隧道，是49、50還是51，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結論，我至今也沒有明白。 鐵路交通已經深深印在幾乎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之中。春運的時候胡core號召大家開動腦筋來解決鐵路問題。如果交通運輸沒有很大的發展，這個問題似乎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因為中國人離不開火車，火車已經成了一種中國情愫。 因為中國人對火車的迷戀，王福春先生所拍攝的畫冊《火車上的中國人》，就從這個獨特的角度打開了反映中國社會的一扇窗口。火車旅途的漫長，使得生活的總總細節都在這一段時空中被重新演繹。 王福春《火車上的中國人》，封面，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版 （從印刷效果考慮，此版本明顯好過後來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的版本，雖然價格較貴） 在中國最忌諱拍照，而在火車上尤甚。長期的高壓政策使得人們有着超乎尋常的敏感，讓本沒有隱私傳統的中國人在鏡頭面前變得十分謹慎，深怕自己的什麼秘密被別人捉住甚至稱為把柄。大多數人對於攝影的認識也僅限於紀念照式的留影，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在試圖記錄別人的生活，是不是別有用心。而火車這個狹小的環境，更是讓攝影者無處可逃。 這樣，王福春先生的拍攝是帶着特別的勇氣的。在狹縫中求生存，或許有人可以遊刃有餘，但是在拐彎抹角中往往就喪失了一些最佳的時機。也許對於生活最直接的記錄可能就是不理會這些忌諱，這一點我也許永遠也做不到，而王福春的作品正是表現了直白的魅力。 作者主要使用35mm鏡頭相對平和的視角，從畫面的風格上說並沒有可以追尋現在所流行的“視覺衝擊力”，就是將火車旅途中的一個個切片展現出來。這樣這些畫面的元素非常“中國”，使用傳統報道攝影的視角加上了一點中國攝影追求沙龍風格的唯美。從文字描述來看，作者應當特意選擇了比較溫情和“和諧”的畫面，在配上暖調的黑白（從黑白的影調和調色來看，作者的暗房功底相當雄厚），把火車這個鋼鐵的世界渲染上一篇浪漫的色彩。 去哈爾濱的時候曾經想拜訪王福春先生，連電話號碼都準備好了，可惜由於時間的緣故最終沒有成行。不過就如同每一刻都有火車在跑，每一天生活都在繼續，攝影師們也在各個地方默默地記錄著點點滴滴。攝影的藝術和社會價值，孰輕孰重，這個爭論非常長久；無論孰是孰非，這許多的例子為我們表明，在直白的記錄中我們留住了生活，而生活或許就是一種藝術。 （火車上的中國人，更多作品，請見：http://www.fotoe.com/publication/21814/1） （本帖原發“落楓居·陳陽文存”，地址：http://www.chenyang.net/?p=585）
1509年7月10日，約翰·加爾文出生於法國，迄今五百年。這五百年來，基督新教的神學，可以說處在加爾文時代。時至今日，主流神學依然是加爾文主義，神學院的系統神學教育可以說是從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開始的。加爾文的五百年是值得紀念的。 WORLDmag 為加爾文五百年做的“蛋糕”，上面的加爾文頭像也顯得可愛多了 神學是一門很奇特的學問。別的學科都是建立在人的理性與思考上的，而神學卻是人通過理性以及靈性對神的話語的領悟。在別的學科，有個人獨到的見解就可以開山立派以至於功成名就，但是在神學領域，標新立異與眾不同卻很可能走到異端。這是因為別的學科並沒有絕對標準，能夠自圓其說就是成功的基礎，若是能夠說服他人，或許就能飛黃騰達。神學不然，聖經是絕對真理，一個真正優秀的神學家不能夠走到聖經之外，也不能將自己的見解加入聖經。看起來彷彿是帶着“鎖鏈”跳舞，其實在神的旨意中，祂給予最大的自由。 加爾文的神學也稱為“歸正宗”（Reformed Theology）神學，其意思就是說並不是另立一派，而是要溯本清源，回歸聖經的真理。這個回歸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開始。天主教會逐漸高舉教會的遺傳、將聖經束縛在經院神學之中時，馬丁路德從“羅馬書”重新找到了“因信稱義”的真理，動搖了用人的智慧和汗水苦心建立起來的中世紀“基督教”帝國。馬丁路德標榜“五個唯獨”（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基督、榮耀唯獨歸於上帝）成為基督教新教的風向標。這五點並不是從路德來的，因為路德並不是高舉自己，乃是高舉聖經、高舉基督。 加爾文總體上也是遵循了這樣的原則，根據聖經闡述問題。查考加爾文的神學觀點，其實並沒有什麼是首創，都是從聖經中總結，也是古代教父所提出過的。加爾文的貢獻在於將這些零散的觀點彙集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自恰的神學系統。四卷《基督教要義》，以現在的視角看來，差不多涵蓋了系統神學的大部分內容。由於其清晰明了的系統性，加爾文的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加爾文不僅著書立說，還在日內瓦進行宗教改革實驗，使瑞士這個小小的城邦成為新教的一處聖地。當然，這一個試驗並非沒有缺點。在日內瓦施行加爾文主義所爆發的一些問題，陸陸續續在歐洲其他地方也開始發生。於是就有了加爾文派信徒（改革宗或譯歸正宗，包括長老會、公理會、和加爾文派浸信會等）和天主教徒、聖公會、路德宗（信義宗）、再洗禮派等等諸多的紛爭，特別是發展出的對“預定論”的極端解釋，在改革宗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這就是荷蘭的以亞米念（Jacobus Arminius，又譯亞米紐斯、阿米尼烏斯、阿民念、阿明尼烏）為代表的“抗辯派（Remonstrants）”。 亞米念派提出了五個要點，來反駁加爾文主義；為了反駁亞米念派的反駁，加爾文派也提出了加爾文主義五要點（TULIP），針鋒相對，茲簡述如下： 亞米念派強調“自由意志”（Free Will），認為人並未完全墮落，仍可以憑自由意志接受救恩；加爾文派強調“完全墮落”（Total Depravity），認為人不靠着神的幫助完全不可能信靠耶穌。 亞米念派支持“有條件的揀選”（Conditional Election），即神的揀選基於神預知此人將會信主；加爾文派支持“無條件的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即神的預知完全基於神的計劃和旨意，只與神有關，和人的決定完全無關。 亞米念派持有“普遍的救贖”（Universal Atonement）觀點，認為神不願一人沉淪，基督為人人死，那些按照“自由意志”願意相信的人得到救恩；加爾文派堅持“有限的救贖”（Limited […]
一直認為在福州淘不到什麼畫冊。在一家書店，確實是以旅遊畫冊為主，不過要走的時候，在不起眼的角落見到了一個“紙上紀錄片系列”的攝影畫冊。由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出版的這一系列畫冊，從印刷上說實在是非常寒磣，甚至都沒有用銅版紙印刷。（或許和這個系列的定位有關係，從“紙上紀錄片”這個題目來看，編輯們可能是在強調攝影的記錄而非藝術價值，所以在印刷上就不下功夫了…）考慮到這些攝影師和他們的作品，還是願意忍耐一下視覺的痛苦，通過想象來還原這些作品原本的模樣。 《金山尋夢》，劉博智，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8 在已出的幾本中，我認為比較有價值的是清華社會學系老校友張祖道先生的《江村紀事》、王福春的《火車上的中國人》（當然黑龍江美術出版社的那本印得好多了），陸元敏的《上海人》、寧舟浩的《京劇守望者》、駱丹的《318國道》以及本文要介紹的劉博智先生的《金山尋夢》。 攝影家劉博智是美國堪薩斯大學美術學院設計系教授，1950年出生於香港，19歲到加拿大留學，曾經在餐館當幫工，后入讀加州布魯克斯攝影學院和加州藝術學院。 非常有意思的是，華裔攝影家曾廣智和劉博智有着類似的經歷，都是從香港到了加拿大，在西方接受了藝術教育。曾廣智的作品取材於共產中國所代表的東方共產主義世界，而劉博智先生常年以來記錄著海外華人以及中國大陸所經歷的時代變遷。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經歷在他們的作品中巧妙地結合，構成了一種動人的張力。正如劉博智自己所說“1970年前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在美美酒家做幫廚。與當地小城鎮華人團體的親密接觸成為了我以後三十多年紀實攝影的泉源。” 老移民夫婦，攝影：劉博智 這一本《金山尋夢》就是劉博智先生對於老一代北美廣東裔移民的記錄。從讀者的角度而言，作為從中國大陸赴美的留學生，我似乎已經與早期的華工、移民相距甚遠，難以感同身受。漫步在唐人街，聽着熟悉又陌生的福州鄉音，看着親切卻遙遠的中文招牌，彷彿流落在一個逝去的時代。在北美華人，大約有些不同的圈子：最早是廣東人，19世紀中葉就來到加州淘金，修築鐵路，似乎在西海岸廣東移民較多。在東海岸的唐人街中福州人的身影就漸多了。福建人慢慢搶佔了全國餐館的市場，從傳統中餐到自助，從日本料理到泰國參觀，無論裝修是如何的異域風情，在員工的交談中總能不經意聽到福州話。此外另外一批就是留學生和技術移民，有些勤學苦讀日夜滿沒在實驗室中，也有風流瀟洒享受大千世界百般的娛樂。無論如何，留學生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大多不屑於那種“打餐館”的謀生，和先前的勞動移民開始有了一定的距離，只有在周末去華人超市買菜的時候才有那麼一點點的交集。 劉博智先生獨特的經歷成就了這個系列的拍攝。他自己打過餐館，又是香港人，能夠融入廣東移民的圈子中，加上了西方藝術學院的教育，整部作品無論是構思、取材、拍攝、整理都非常到位。作者不僅是一位使用影像的敘述者，他的文筆也細膩溫馨，用穿插的文字將照片背後的一個個故事娓娓道來。時間帶着它固有的悲傷，將一個個故事染成淡淡的灰調，如同那些黑白照片，在年代中慢慢發酵，成為一種歷久彌珍的真實，讓人不禁潸然。 在這本書中，照片都是那樣的平實：單身公寓里有着生活一切的必須，四圍貼滿了報紙、地圖還有那些承載着記憶的照片，用墨西哥酒浸泡的蛇酒，祭奠的祖先的排位，還有養老院中已經年邁只能彼此攙扶的老人。他們也曾風華正茂，為了“金山”的夢來到這片陌生的土地打拚，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丟棄原有的背景，在文化與自我認同的迷失中換來一份寄居的、簡樸的甚至赤貧的生活，以及一些在葉落歸根時可以顯揚的財富。也許他們交往的範圍就是幾個朋友，行走的距離就是說粵語的幾個街區；當他們老了的時候，是牆上的一張故鄉地圖、幾張家人的照片，在一個一個孤獨的夜間帶給他們安慰。面對這樣的場景，我們並不需要什麼所謂的“視覺衝擊力”，因為在這一個一個的元素被真實地捕捉的時候，它們就形成了一種震撼。 作為一種記錄的記錄的攝影，就如同文字、錄影、錄音，將時間留住，又如同歷史和考古，是一種曾經存在的證明。在時間一切都在消喪，在這世界上的沒有什麼可以永存。物質會破壞，情感會黯淡，人的精神會消磨，曾經的壯志彌散，夢也會變得那麼平淡，夢中的金山褪去了顏色。看着這一張張照片，它們喚醒了逝去的時光的真實，也在告訴我們，曾經有這樣一個夢，有這樣一群人在追尋着這樣的夢，現實消失於在甜蜜的夢中，夢消亡在辛酸的現實。 如果說“財富”曾經代表着美國夢，今天彼岸的財富似乎已經不再那麼吸引我們，“金山”彷彿倒塌了。但是仍然有這樣一批一批的學子，為了兒時的理想，為了學術的成功，勇敢地離開家鄉，踏上未知的征途，編織出一個新生的夢。當我們的夢再一次褪色的時候，不知道它們是否也能化作一張張的照片，歷盡鉛華褪盡了顏色，在無聲的黑白中來證明共度人生中這曾經豪情的精彩？ （本文原載“落楓居·陳陽文存”，地址：http://www.chenyang.net/?p=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