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稍微閑暇，在家裡看書聽音樂，做一點翻譯，也是學習英文。常常能夠看明白什麼意思，但是用中文再表述出來，就有一定的難度；若是每一句要對應英文原本的意思，再兼顧文法的一致性，真是體察翻譯家艱難。每次譯點東西，原文生動活潑，自己的譯文就意境全失趣味全無。可見文科生不易，非長期積累加上天賦難成大家。 在準備Furtwangler專題的時候，打算翻譯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貝多芬第九的錄音的說明書，此間正巧收得這張CD（Allegro CDO 1022，Mengelberg指揮Concertgebouw Orchestra錄製的貝九，在Philips等很多其他品牌下也發行過）。這是一個小公司的廉價發行，可是說明書卻寫得饒有趣味，只是有些艱澀，硬着頭皮譯下來，希望尚能傳達原文的精神。 此文大意就是說，貝九被過度詮釋了，人們加了太多其他的意思進去。而Mengelberg的演出是將其原本的意思呈現出來，讓聽眾享受最初聽到這音樂的喜悅。 Mengelberg（門蓋爾貝格）是一位德國出生的荷蘭指揮家，演出很有激情與創意，有許多演繹我覺得可以與Furtwangler並肩。早年飛黃，執棒Concertgebouw，也是全球最好的樂團了，又四處客座，風光無限。老門的德奧古典錄音我大都喜歡，1939年指揮的馬太受難曲，我覺得是大樂隊演奏中之魁首。（老門的馬太受難曲和李斯的前奏曲，我覺得好過老富的同曲目錄音）可惜晚年寂寂，德國佔領荷蘭期間老門與納粹政府積極合作（或許與他的德國出生有關），結果戰後被終身禁演，雖然後來減刑到六年，可是六年之後死期已至，讓他戰後再未執棒，英雄寂寥，鬱郁此生。 所藏的一張Mengelberg黑膠唱片，1929年錄前奏曲為我所喜愛。 門氏的指揮是否就是傳達老貝願意，我也不敢說。不過此文說貝九被過度包裝過分詮釋，我認為是精闢入里。五年之前我寫過一篇《人類永恆的理想——Beethoven第九交響曲欣賞》，從這個題目就可見，那時還是天真浪漫可以相信共產主義的年紀，殊不知最美好的理想往往最容易被最黑暗的事物所利用。貝多芬高唱人類皆兄弟，納粹在柏林愛樂演出大廳（Alte Philharmonie）演貝九為宣傳，後來這個音樂廳被盟軍炸掉，1963年10月15日新音樂聽落成卡拉楊又指揮此曲慶祝。Furtwangler 1937年在英國為喬治二世加冕演奏，1942年為希特勒生日演奏。曾經拜羅伊特音樂節開幕的時候瓦格納演出這個，後來因為和希特勒的關係密切，戰後停演多年，1951年重開，富氏指揮的又是此曲。貝多芬要哭泣他的作品尚不如胡適的小姑娘吧，不僅任人打扮，還成為妝點和平的花瓶呢。不獨貝九，就是所謂非政治化的奧林匹克，其實在意識形態下何嘗不是政治的工具。德國算有些底蘊，好歹拍個宣傳片（《意志的勝利》）尚能以藝術流傳，還能演演貝九在戰爭的喧囂下也成一代絕唱；若無此根基，大約只能唱唱我和你的同一首歌了吧。 好了，下面是譯文。原作者Lawrence Cosentino。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是所有藝術中最被過度關注的一隻巨大雞蛋。它被哲學家的手放在杯中，被政客們左右搖擺，站在無數嘰嘰喳喳的評論家上，平衡於搖搖欲墜的柏林牆上（在間諜的說法中，牆猶可破，蛋卻無縫），甚至在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庫布里克，美國導演）的電影《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被用以砸向西方文明的窗子（電影中一施毒場面用此曲配樂，譯註）。無論人們可以把斧子磨得如何鋒利，也無法擁有一種足夠精緻的工具去汲取凈盡其中無限豐富的營養。人們無法使用第二手的信息去理解第九交響曲，就如同一個人的人生不能由另一個人去活一樣。換句話說，一個人要趕走那些土狗，才能獨子吮吸雞蛋。試圖打開它，或是與人分享的，只會弄得一團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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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wängler這個系列，第零篇（編號從零開始，程序員的傳統哈）之後一直沒下筆，其實已經有一篇腹稿，可是搬家之後整個CD Tower打包放在倉庫里，有些資料就不容易取到。近日在本地圖書館看到“Furtwängler Recalled”一書（Indiana University音樂學院圖書館里也有此書。IU圖書館對於富氏圖書的收藏是很全的，學術研究、傳記、回憶和錄音方面的都有），裡面收錄了富氏去世之後一些朋友的回憶文章，有一些還挺有趣的（不過主要還是史料價值，如果不是對這方面特別感興趣，估計是索然無味的），於是決定翻譯一些。其實所謂收藏，不一定要是物質的東西，其實我們所最珍貴的，不都在我們心中么。所以這算是一點文章的收藏吧。 Furtwängler Recalled（Gillis, Daniel/Atlantis Verlag/Zurich/1965）一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富氏去世后友人給其夫人Elisabeth Furtwängler的信件，內容較少，第二部份是友人的回憶，例如在廣播中的講話等等。第三部份是錄音評論，這一部分就比較過時了，因為在這四十多年間對富氏錄音的發掘有很大的進展，有一些錄音過去不讓發行，現在也都流通了。 超級樸素的封面 第一部份很短，就抽一點時間翻了一下，其中我知道的人是Schweitzer和Fournier兩位。我不喜歡把人名音譯為中文，因為譯法的不統一，給檢索帶來很大的不變。比如說，Furtwängler在大陸比較普遍翻譯為富特文格勒，而台灣叫福特萬格勒。看來大陸人比較愛福，台灣人比較惜福吧。可是大陸原來也有譯作富爾特文格勒的，又有人打錯為富特文革勒，讓經歷了第三帝國的大師又來領教偉大領袖偉大導師一次。所以看來，還是原文最精準了。當然中文翻譯打起來順手的，也不是全然排斥。 書中收錄的第一篇是Albert Schweitzer。Albert Schweitzer（艾伯特·史懷哲，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偉大的基督徒，1952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神學、音樂、哲學及醫學博士。1896年五旬節時他曾立志：“三十歲之前為研究科學和藝術而生活，三十歲以後獻身服務人群。”1904年他讀到一篇文章，決心赴非洲為當地人做醫療服務。1913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此年前往西非加蓬蘭巴雷內（Lambaréné）進行醫療服務，后創立蘭巴雷內醫院，終身服事當地人，被譽為“非洲聖人”。去世後於夫人葬於蘭巴雷內。史懷哲的事迹，參見《非洲聖人–史懷哲》一書，陳月文/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北京/2011。網上亦有電子版。 音樂方面，史懷哲是一位管風琴家，對後世管風琴家演繹巴哈有很大影響。作為音樂學者，他的著作《J.S.Bach》（電子版）是巴赫生平研究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獻之一。 最近收藏的一張黑膠，史懷哲在家鄉的教堂（Parish Church, Gunsbach, […]
曾經在一個post里提到，小時候對於火車的特殊情感。福州當時是全國鐵路終點站，鷹廈線的一個支線來福線的終點，外加一小段福馬鐵路可以到達馬尾。也說過數山洞的故事，從福州到南平兩個小時的車程大約五十個山洞，數出確切的數目，成為我每個寒暑假必做的一個功課。可是小小的我怎麼也數不清，於是具體的數字成迷。後來才知道水口水庫的修建讓鐵路改道，或許山洞數目也有變化了。那個時候火車還況且況且地前進，成為小學生用“況且”造句的素材；這個旋律來源於車輪撞擊鐵道間的縫隙，如今大約已經聽不到了，因為都是無縫鐵軌，據說是在歐洲尚未普遍使用的技術。 中國人有很多共同記憶，大抵都是生活極度匱乏單調的產物。且不說很流行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記憶短篇，就是英語課本里的Li Lei和Han Meimei，一代人一回首，發現人人都認識，痛哭流涕彷彿是找回了童年的感覺，就像聽到一個歌手唱了三十年的老歌一般。國人也沒有沒坐過火車的，綠皮車、紅皮車、藍皮車到現在的白皮動車，大家一個個如數家珍，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火車是人們唯一的遠行工具。火車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代表着家鄉，代表着離別，代表着未知卻堅信為美好的遠方。 鐵路系統這些年間有了很大的變化。剛上大學的時候（2003年），我發現從北京回福州所要花的時間和烏魯木齊的同學回家所需的差不多。福州到北京的火車，我曾經坐過48個小時，正常的通行時間也要36小時。到我畢業的時候，終於有了直快，大約是19個小時，已經是喜出望外。2007年離開中國，那時候還沒有動車，之後回國，真的看到了跨越式發展，沿海鐵路也修到了福州，福州不再是全國終點站了。當然一票難求還是一成不變。 去年回國的時候，從寧波坐車回家，也是一個大雨之夜，也是晚點的火車，所幸的是沒有在溫州停下來。進了福建境內，在寧德火車開始慢行，到了羅源，已經是基本不能前進，途中停車一次，後來在離福州二十分鐘的連江站停了半個多小時。列車員說是前方信號系統出問題，指示說不能前進，乘客們刁難取笑列車員，那種素質一成不變。 其實問題也不是從動車開始，綠皮車的時代也有重大事故。鐵路從來都不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據說統計結果是這樣，我一貫相信，但是很難說服別人。漂浮在空中，大約讓人感覺無依無靠，沒有信心就不能飛翔；腳踏實地，鋼筋鐵骨，讓人有天然的安全感，其實還不是命垂一線，任人放飛。 根源其實大家都清楚，說與不說，做與不做，或是去證明時間，或是讓時間去證明，那一天都要來。是末世麻醉的狂歡，抑或是：乘客們，該下車了。 一個更正 (http://www.chenyang.net/?p=887)
在音樂的載體日益電子化的今天，實體的音樂介質漸漸成為收藏。CD和黑膠我都有少量藏品。實力有限，不能與行家那樣，在品相上去考究，或是探微同一個錄音不同發行的些許差異，我的這些收藏只是略微表達對喜愛的作品和藝術家的一點點敬意。如今CD越來越少放在播放器里聆聽了，都被rip成無損的格式，畢竟播放起來方便很多，而黑膠就更需要有閒情逸緻的時候坐下來慢慢品茗，看唱針在唱片上輕輕劃過；這樣的機會總是不多。 留聲機誕生一百多年來，發行的唱片浩如海沙，所能收藏的只是滄海一粟。我自己有兩個收藏目標，一是收集Handel的Messiah的各種全本錄音。這一項收藏是小有成效又永無止境的，因為新的錄音還在不斷製作之中，冷門錄音更是難尋，但是說小有成效，因為最重要的彌賽亞錄音多已入囊中。另一個就是收藏指揮家Wilhelm Furtwängler的全部錄音。相對而言，這是一個更有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大師的錄音有限，已經被整理出很完整的目錄，除了極少數錄音在私人手中還未發行，大都可以在CD或黑膠媒介上尋得。雖然如今我僅得了眾水的一飄，但是將來總還是有望的。 為什麼是Furtwängler？我有一點歷史錄音的情節。不是說當代的演出不如以前，但是我看如今的的演繹，更多的是標準，更少的是個性。我想或許是唱片工業的發展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人們的耳朵被那些最好的錄音訓練得嚴格了，技術上的要求越來越高，所謂名演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以至於各種演奏逐漸趨同。（唱片業的發展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一些艱深的曲目得以流行，例如Malher的交響曲，人們得以通過唱片反覆聆聽。）當然二戰以後整個世界的變遷也是另一個因素，“昨天的世界”只在茨威格的書里，那個年代一去不返了。歷史錄音的年限無法嚴格界定，學界也有討論，但是我認為1954年可以算是一個一個分野，這一年Furtwängler去世，Toscanini開了他的告別音樂會，也是這一年，立體聲錄音開始興起，舊時代過去了。 Furtwängler和Toscanini的種種，是一個永恆的話題。爭吵總是能吸引人的注意，但我覺得還是一個性格的問題。有人就是喜歡托氏的一板一眼整齊劃一，有人卻愛富氏的自由速度，其實是蘿蔔青菜，口味不可強求。不單于音樂，嚴謹與浪漫之別，在許多領域都成為不止息的爭論乃至訣別，其實不如彼此寬容。對於我而言，托氏的錄音我也喜歡的，但是演德奧的作品，總覺得差那麼一點味道。有一次放Toscanini和Horowitz的Brahms Piano Concerto No.2，技巧上沒得說，但總是覺得不對，馬上切換到Furtwangler與Aeschbacher的錄音，頓時覺得，“這就對了”。是不是真正的德奧味我不曉得，但是我喜愛富氏那種天馬行空的感覺。 拉拉扯扯了一些，無非是解釋一下我為什麼收藏富氏的錄音。網絡上關於富氏的資料已經很翔實，中文資料也很多，特別是Francis Zhou的博客。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可添加的，按照自己的興趣，寫點評論，或是翻譯點文章，再加一點點個人感想，也算是對中文讀者的一點點裨益吧。 Wilhelm Furtwängler, Photo by August Sander 在說錄音之前，先說說照片吧，也算是本行。我掃描了一張大師的照片，不曉得是否有在別的地方看到過，攝影師同樣也是一位大師，August Sander（桑德）。桑德是類型學的先驅，他拍攝的Face […]
按：這篇文章的原文作者是Wayne Bremser，原文地址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經作者許可翻譯。 This essay is by Wayne Bremser. The original post is at 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 Translated by Yang Chen […]
書籍信息： 見證的火炬–二千年教會的屬靈歷史，約翰·甘乃迪著，劉志雄譯，提比哩亞，1997，第二版 （同譯本另有逐家版本） The Torch of the Testimony, John W. Kenned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hristian Book Publishing House, […]
近日讀了些較早的紅學論著。緣由甚巧，在上海書攤偶見林語堂先生的《平心論高鶚》，躊躇未購，至北京又見同樣的內容，書內還附有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於是決定一讀。 之前寫了兩篇紅樓的文章，現在想起來很慚愧：當時是久別後又撿起，許多印象淡薄了；現在想來，不少論述是錯誤的。 第一篇文章（末世裡一縷悲涼–談《紅樓夢》與《京華煙雲》），我以為可取之處，在於論述《紅樓夢》的悲劇性，認為紅樓的悲劇，不僅僅是愛情層面，而是一個大廈將傾時無可奈何的全面悲劇。文中也有一個很大的錯誤，我以為林語堂先生寫《京華煙雲》是在甲戌本發現以後，他或許會認同胡適等考證派的紅學觀點。現在看來，此說大謬，林語堂所認定的，后四十回是雪芹原著，高蘭墅不過是修訂者。 於是回想起近期看的一些早期紅學文章，比較不同著者的觀點，再參照現在所流行的主流論點，略略思索，彷彿有些趣味。 首先是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1921年完成，“新紅學”的開山之作。這篇文章其實極短，主要內容是對舊紅學宣戰，也就是蔡元培先生等所倡導的“索隱派”。索隱派認為紅樓夢是在隱射清朝的某些事件，比如順治帝和董鄂妃，或是納蘭性德家事，或是說為反清復明而作，不一而足，胡適都一一批駁，提出自己的觀點：紅樓夢是曹雪芹以自己的家事為基礎所創作的一部自傳性小說，這是考證派新紅學的第一個論點。 考證派的第二個論點，即后四十回為高鶚所續，在《紅樓夢考證》中提到卻沒有詳細論述。蓋因此文寫於胡適得到“甲戌本”之前，當時他認為曹雪芹只完成了八十回，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才有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程偉元是說謊者，后四十回是高鶚所著。不過得到脂批本之後，胡適的觀點略有改變，因為脂本中明確暗示了後半部的情節，於是胡適也認同曹雪芹是完成了後半部（至少是殘稿）的。 在胡適之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了承續《紅樓夢考證》的主要論點。這部書早先是192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紅樓夢辯》，之後幾年中有許多紅學史料被發現，特別是甲戌本和庚辰本兩個脂本的問世。1950年俞平伯修訂了《紅樓夢辯》，於是有《紅樓夢研究》一文。 這篇文章比胡適的文章長很多。胡文更多論述新紅學第一論，即自傳說，俞文即矛頭直指高鶚，主要內容是論述續書的不可能、論證后四十回是高鶚的作因、以及批駁高續的粗劣之處。俞平伯舉出許多例子，認為程偉元所謂得到的后四十回的回目就是假的，後來巧得其餘書稿更是無稽之談。高續和前八十回有一些不銜接的地方。俞平伯認為特別有矛盾的，列舉了二十點，包括寶玉中舉、出家的方式以及封為文妙真人、賈府沐恩延世澤、黛玉論科舉、寶釵籠絡寶玉、賈母鳳姐對黛玉態度之改變等等。可以發現，現在主流紅學的論點，多是基於俞平伯這篇文章的。值得一提的是，俞平伯的文章正文中還沒有以脂批作為根據，只是依據文本的內容得出了這些結論；當然其中許多被後來的脂批研究所支持。 對於高鶚的作用，胡適和俞平伯也說了一些肯定的話。紅樓夢是中國舊小說中罕見的一部悲劇結尾的作品。在那個不容悲劇、喜好大團圓結局的年代，有許多紅樓夢的續書人（在高本之後續的），巴不得把黛玉寫得起死回生，讓寶玉封王拜相才好；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高鶚的狗尾續貂以假亂真刻意隱瞞（按照胡、俞的觀點），讓人錯以為這是雪芹原著，以至於不敢從八十回起亂改，總還是大抵保留了原著的悲劇意味。從這點看來，高鶚是有貢獻的。 林語堂先生於1957年做了《平心論高鶚》一文，主要批駁俞平伯的觀點。題曰“平心”，林語堂寫得很犀利的。文章逐條批駁了俞平伯的論點，認為俞平伯提出的后八十回的問題，基本都是他個人的喜好問題，例如以上提出的幾點，是他不喜歡情節如此發展，但是和前八十回的伏筆和暗示卻沒有根本的矛盾，倒是基本吻合。至於在脂批中提到而後四十回里沒有的那些情節，有許多是在脂硯齋的時候就“迷失無稿”的，高鶚得到的是一個殘稿，遺失的部分自然是已經遺失了，和前面不銜接的責任不在高鶚身上。還有一些文本的硬傷，比如人物年齡忽大忽小的問題，在八十回就有，也不是高鶚單獨弄出來的。從客觀上說，林語堂認為如果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尋常”只弄出了個八十回，高鶚卻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續出了四十回，還和前面的情節大體銜接妥當，言語和原著很相近，若是如此，高鶚的才情必遠在曹雪芹之上，實在是不合情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俞平伯晚年對高鶚續書說的觀點也有所變化。這是在林語堂的文章之前就開始有的變化，但是相信林文應當也起了一些作用。林語堂文中批判了俞平伯，多有調侃之詞；也對周汝昌不太客氣，大約是因為周汝昌五十年代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有些那個年代的語調，咄咄逼人，所以林語堂也就對他咄咄逼人一把。後來周汝昌在七十年代再版的《紅樓夢新證》裡面又嚴詞反駁了林語堂，或許還是和年代有關，少不得用些文革語言了。當然這是題外話。 最後要提的是張愛玲於1976年做的《紅樓夢魘》，這在前文（三歎紅樓夢未完）已經提過了，不詳論。和前面三位的觀點不同，張愛玲認為紅樓夢是一個未完稿，在曹雪芹的十年修改中，有很多人物、情節、結局的變化。“舊時真本”是早期的一百回本，已經完成了的，然而後來曹雪芹繼續修訂，又加入“ 風月寶鑒”一書的內容，而這個修訂並沒有完成。對於今本后四十回，張愛玲相信是高鶚續的，並沒有就此論證。 總結一下各家的觀點： 曹雪芹是否寫完了紅樓夢？ 是：胡適（後期觀點）、俞平伯、林語堂 否：胡適（早年觀點）、張愛玲 今本后四十回是否是曹雪芹的原著（或在殘稿上整理）？ 是：林語堂、俞平伯（晚年觀點） […]
復活節時翻譯了一首詩歌，“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英文版有11段。這首詩歌常見的翻譯是劉廷芳博士於1929年完成的，題目叫“至聖之首受重創”，也有一些詩歌本稱之為“受難歌”，翻譯了其中的四段。從譯文的角度來說，這個翻譯用語非常優美，那時的國文水平，實在是今人難以企及的。我很喜歡這個翻譯，但是對於現今之聚會，未免有些晦澀；另外我一貫堅持，每首詩歌都是一個整體，作者寫了多少段，是不能拆分的。因此斗膽在前輩翻譯的基礎上，重譯了全部十一段歌詞。在談譯文之前，先分享一下作者和這首詩歌的故事。 一、明谷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 中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基督教”的世界。宗教改革以後，由於和羅馬天主教的分野，復原教（新教）中的信徒對於中世紀歐洲教會的評價也多是比較負面的。而在教會之外，對於中世界也有廣泛的偏見，一些人文主義者稱中世紀早期甚至整個中世紀為黑暗時代（Dark Age）。因此，當人們把這段時間當成一片黑暗的時候，也常常忽略了其中一些聖徒的美好的見證。 實際上，相比與如今教會受到世俗化嚴重影響的狀況，雖然一些做法我們並不贊同，但是中世紀教會許多敬虔的傳統是我們應當學習的。例如修士和隱修制，從復原教的立場看來，是不贊同這種苦待己身的做法的，但我們可以確實的看到，許多修士是在捨棄身體的舒適去努力的追求敬虔。改教以後，平信徒不能閱讀聖經這種不合理的規定被廢除，信徒對神的話語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在許多復原教教會，對於聖經的理性解釋和對於教條教義的爭論，成了教會生活的主要方面，而原先大公教會（Catholic Church，在宗教改革以前指歐洲西方的教會，在宗教改革以後才指天主教會）中敬虔的傳統，卻慢慢丟失了。 這首詩歌的作者明谷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就是我們所不應當忽視的一位在中世紀敬虔追求主的聖徒。在他的詩歌中，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他和主親密的交通。這裡先簡要敘述一下他生平的見證。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 […]
數年之中，曾兩度熱心讀紅樓，近日又生熱情，重閱一遍。想07年底，曾伴一卷紅樓在IAH機場獨自過了聖誕夜，偌大機場空空，廣播中聖誕歌聲裊裊，恍隔幻境。前些日子曾計劃在LGA輾轉一夜，手邊恰又是一冊紅樓，後有變故不得成行，但朗讀版的紅樓卻伴了我千裡奔襲。 張愛玲在《紅樓夢魘》中說，“有人說過‘三大恨事’是‘一恨鰣魚多刺，二恨海棠無香’，第三件不記得了，也許因為我下意識的覺得應當是‘三恨紅樓夢未完’。” 紅樓夢的後幾十回，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段公案，有人說，曹雪芹是已經完成了的，但是被借閱者迷失等等，至終無稿，令批書者歎歎。 有時我做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八十回本紅樓夢加上脂批，對於某些探佚紅學家而言，就彷彿聖經中的舊約，蓋因舊約含有大量預言，在新約中得以應驗。雪芹著書，“草蛇灰線、伏脈千裡”，加上脂硯齋有意無意的抖露，對於後面一段的劇情有諸多預告。只是後書無稿，也不知如何“應驗”了。 紅樓夢未完，所恨者，一則是故事未完，人物結局皆不明，另一則，則是雪芹文筆從此是傳。蓋故事情節尚可從上述所及劇情預告中略知一二，而曹雪芹的文筆和敘事，並詩歌才情，卻非敘述者可及。且不說八十回後，就是前八十回中，有些不明章回，文筆已令人生疑。六十四、六十七回竊以為尚好，末兩回（七十九、八十）文筆大異，周汝昌先生拒不認同這兩回的正統性，我是深有淒淒的。其實我以為，第七十八回就有些怪異，不過《芙蓉誄》、《紫蓤洲歌》當仍是雪芹筆墨，或許這幾回為脂硯畸笏等見過原稿者所補述。 以上談到劇情和文筆兩點，遂從此二點出發，略談一談我所看到的幾個八十回後的故事。 首先自然是高鶚續書。從前文已經可以看出，我對於高續是不大贊同的。不論高鶚是自己續書，還是和程偉元合作，或真是從舊書攤上買回了一個續本刪改而成，明明可知的是，高鶚本和原書大相徑庭，對於前書預言，也僅有少數遵行。原著七十餘回後，悲情已濃，敘述者若不能繼此氛圍，而另闢蹊徑，必成一迥然之轉折，失全書之整體性。況高續末後更抹殺完全悲劇之結局，以賈府中興告終，更是失去了作者原意。對於高續之批判，坊間著述已多，此處就不再敷述。不過話說回來，高續的文字，在幾種續書中當算是好的，雖和雪芹文筆還不是一味，但是比起現今之國文，仍是要強。 大學的時候曾經讀過一個續書，張之先生的《紅樓夢新補》，當時覺得尚不錯，可是如今重讀，頗有遺憾之處。此書的特點是和舊作銜接緊密，各種提示、預言，以及曹雪芹後來的經歷等，都在此書中大抵得到應證。但是我覺得，問題在於，作者添加了太多自己的東西，比如新的人物、地點、事件，以及在賈府敗落之後人物的市井生活，所佔篇幅太大。當然，補書者也是創作者，有自己的權力來決定作品的走向，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原作者的想法。這裡僅僅是從遵循原意的角度，來提出一點批評。 更大的問題在於，補書者完全改變了原作緊張的節奏和氣氛，在補書中，氣氛大大緩和，節奏也慢下來，略有拖沓之感。原書結束的時候，已然山雨欲來，大廈將傾，馬上就要禍患接連而來，而不是一個一個還令人有喘息的機會。（1987電視劇在這一點上做得較好，或許是要壓縮在6集內的緣故） 從文字上來說，《新補》的敘述還是太淡太弱，無論是探春遠嫁、絳珠歸天，還是賈府抄沒、賈母病亡、妙玉淪污等等，都顯得輕描淡寫，敘事平淡，這是文字失色之處。 張之先生的補書，另一特點是在詩詞上用功夫。從作者的其他論著可以看出，他在紅樓詩詞上是下功夫研究了的，這些研究成果在書中也得到了應用。不過仍然要說的是，補書的詩詞較原書仍然有較大差距，此外常常引用原書或者脂批裡的詩詞字句，這卻不是雪芹筆法。 《夢續紅樓》的作者胡楠是一位年輕女士，十幾歲開始著迷紅樓夢，嘗試寫續書，後來也是增刪十載，加上網友的幫助，最終完成了這一本續書。此書剛上架的時候，我在書店偶見就買了，讀畢上網查看，還沒有什麼評論。後來也沒有再讀，印象不深刻了，但是總體感覺還是好的。至少劇情大致有個樣子。筆法上當然不如曹雪芹的老辣，學得一點文風的樣子。詩詞上沒有深刻的印象，可是回目對得挺不工整。原書在回目上是下了功夫的。 在這兩本之外，另有一些書透露出一些八十回後的探佚成果。周汝昌先生是紅學前輩，一本《紅樓夢新證》集考證派的大全。曾經讀過他的《紅樓真夢》，早先的版本叫做《紅樓夢的真故事》，就如題所述，記載後來的“真故事”。除了脂批之外，周汝昌也特別重視一些所謂的“舊時真本”，特別強調寶釵早逝後寶玉和湘雲的結合。這一點，其實張愛玲在《紅樓夢魘》裡面有詳細的分析，可能是早本的劇情，但是周汝昌先生近年來越發堅持此說，把湘雲提高到與寶黛並論的地位，後來又說絳珠仙子不是黛玉，真絳珠是湘雲，這就有推之過遠，彷彿牽強附會了。（對我而言，書中的湘雲是一個無法視覺化的角色，並且書中也確實沒有對她的面貌描寫；近代讀者很推崇湘雲，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紅樓真夢》不是續書，只是講講故事，所以也就不論文筆了。不過這個故事好像講得有點晦澀，我讀了之後還是沒有弄清楚一個脈絡，也或許是我當時紅樓基礎知識過於薄弱。直到後來看了其他的書籍，還有周汝昌的匯校本後的附文，才漸漸明白了其中的前後關系。 從周汝昌而出，有一個分支，就是作家劉心武的探佚學。這是流行話題，自然是已經有討論很多了。其實我挺喜歡劉心武對紅樓的探究，雖然可能和曹雪芹的原意不是完全一樣，但是自成一家，自圓其說，也是有點意思。其中大約可以分為索隱和探佚兩個部分。劉心武的索隱，也就是俗稱的“秦學”，從秦可卿入手，聯繫上康雍乾的史料和曹家的命運，把書中人物和原型一一聯系。這一部分，我認為有些推之過遠，在許多要點上有牽強之處。探佚的部分，劉心武是把前八十回和脂批“聖經化”，認為其中的線索後來一定有發展，預告一定應驗，於是有一個基本的框架（在這一點上，他和周汝昌先生是大致相同的），然後填充進索隱的結果，就構築出比較有血有肉的後二十八回。 周汝昌和劉心武都沒有表示他們要續寫紅樓，但其實我還是期望他們能夠有機會把他們的續書寫出來。在劉心武的書中，揭露了一些周汝昌重寫的第七十九和八十回（因為他不太認同這兩回是雪芹原筆）。從看到的幾段文字上，周汝昌到底是紅學大師，文風頗像曹雪芹，若是他能夠寫完後二十八回，在文字上應當會好看。同樣，劉心武也是作家，他所撰的後二十八回提綱，劇情上是精彩的（回目上仍然比原書差一點，可以再改進），何妨不寫出來呢？至於劇情，他們相信是探佚正確的，雖然我看未必，但是續書者自然有創作的自由，就是在原著上發揮，又有何妨？ 最後回到張愛玲，談一談《紅樓夢魘》。這一部書是在是紅樓巨眼，觀點讀到。大學的時候曾經借閱，當時只想念後面的劇情，直接看到“五詳紅樓夢：舊時真本”一章，不知所雲。如今從頭細細讀來，才知道本書是有其理論體系的，第一篇“紅樓夢未完”是全書的總綱。劉心武的一個信念，就是相信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是已經完成的，只是由於政治或其他的原因，後來的書稿丟失了；而現存下來的本子，不論早晚，都是從這一個基本已經完成的全本而來。因此，劉心武的研究，是不辨析脂本之間的異同的，乃是全盤接受，並以此為探佚之絕對正確的資料。而張愛玲的研究，則是細細品味現存不同版本的異同，從中看到作者增訂刪改的痕跡。 這一點是大有根據的。在第一回的楔子中就寫到，“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紅樓夢有一個很長的成書過程，在這麼長的時間內，劇情沒有變化是很難想象的。張的立場是，紅樓夢是創作而不是自傳。她認為脂硯齋的原型是寶玉，這一點恐難成立；但是紅樓夢是基於曹家實事而創作的小說，這大約是可以接受的。這樣，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作者的想法是在不斷完善的。比如，張愛玲考證出，最先的早本，書名是紅樓夢的時期，是一個一百回的版本，已經寫完，其中還沒有寧國府、賈赦一家，也沒有太虛幻境，沒有賈芸和小紅的故事，沒有《風月寶鑒》中來的秦可卿一家、二尤的故事等，元春還是王妃，還沒有金釧兒的故事（金釧兒和晴雯是一個人），在這個本子中，並沒有抄家，而是後來榮國府自然衰敗流散，結局是寶玉淪落乞丐，和湘雲結合，這也是“舊時真本”的來源，即周汝昌先生所堅持的湘雲說。但是在後來的修改中，漸漸有上述提到的情節的加入，直到最後期的修改，刪去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情節，豐富了寶黛的愛情故事等等。這樣說，百回的紅樓夢是完成了的，但是經過修改之後的百十回（張認為百十回是一個虛數，不一定是一百一十回）卻是沒有完成的。 […]
近日重讀紅樓，石頭記每每有新意。做小文一篇，談一些想法。 對於紅樓夢的理解，是書版本之多，故有許多不同之側重。粗讀之下，多以為旨在談情。此書確是“情”字著眼，自大荒山無稽崖青（情）埂峰而始，至情榜為終，“情不情”者寶玉，“情情”者顰兒，皆是書中要旨。又因高鶚續書之故，演出“調包計”大戲，再有“沐皇恩賈家延世澤”，讓世人以為不過是市井通俗小說為才子佳人之一歎，淡去原文多少悲涼故事。 紅樓夢多以一百二十回本通行，誤導多少讀者。幸有近年所謂“紅學熱”，脂批抄本風行，使人得以一睹石頭記原目。（遺憾探佚之風或有過頭，所謂“秦學”等，未免一家之談，讓人又過分沈迷於人物結局，迷失了全書大旨。）其實不必修煉成山寨紅學家，就是從前八十回和脂批，甚至從流行的影視作品，都可體察作者在盛世浮華與情天情海之下所隱藏的真義，即感歎於末世裡的那一縷悲涼。 竊以為，1987年電視劇《紅樓夢》，其中一個出彩之處，就是採納了周汝昌先生的意見，不是按照高鶚續書，乃是以脂批之線索編繪後半部劇情。雖然最後六集，所佔篇幅過小，但是多數重要線索已經涵蓋了。最妙的是，全劇結束在甄士隱的“好了歌注”上。“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情固然是石頭記的主線，但是作者絕非單純來談一段情事，乃是藉著那些閨中故事，發出過往的一聲歎息，“好了歌注”正是這一場末世悲涼的總結。 電視劇之外，徐進編劇的越劇《紅樓夢》也是影響深遠。這一出是按照程高本的劇情，自“黛玉進府”開始，1962年徐玉蘭、王文娟的電影結束在“寶玉哭靈”，全劇無非在講述寶黛的愛情悲劇。知道後來錢惠麗、單仰萍的新版本，加入最後一場“太虛幻境”，以“紅樓夢引子”和“終身誤”兩曲為引，後有寶黛再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無非是幻境幻影，曲調雖存，不過是回憶中的潸然一淚，最終歸結在“飛鳥各投林”曲，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為終結。 得以慶幸，雖然電視和戲劇不過是原書最通俗的表現形式，但卻沒有遺失要旨。“好了歌注”和太虛幻境中紅樓夢的終曲“飛鳥各投林”，真是全本石頭記最要緊的總結。全書就是在講賈府的末世。甲戌本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就有三段側批，“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嘆嘆！”，正是點名這一點。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二回影印，注意硃批三個“末世” 紅樓夢書中所謂的“末世”，即是大廈將傾巍巍將亡的時刻。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早已積重難返，唯有歎命運使然。在這個末世的悲涼中，一個關鍵詞就是“無可奈何”。正如太虛幻境中的一副對聯，“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甲戌雙行夾批作“兩句盡矣。撰通部大書不難，最難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寶黛共讀西廂，後黛玉獨自行至梨香院牆角，“聽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聽到《牡丹亭》中“皂羅袍”一曲，“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這是崑曲最美之唱段，要義就押在這“奈何”之上。曹雪芹寫紅樓夢之時，恰是康雍乾盛世中期，這裡哀歎的不是時局，只是賈府的敗落，局內人茫茫不知，命運使然，令人唯有無可奈何之歎。 林語堂先生曾要翻譯紅樓夢，後決定自己仿寫一出，於是有了《京華煙雲》一書。英文原名為“Moment in Peking”，須注意這裡的moment是單數：若為復數，則言在京畿之地發生的幾個故事，或以“煙雲”為好；既為單數，則表明作者不是講述幾個瞬間，乃是說全書數十年的故事，不過宛如一瞬，故郁達夫之子郁飛的譯名“瞬息京華”或許為佳。 不知道林語堂試圖翻譯紅樓夢的時候，曾計劃用哪個版本為底本。當時雖然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已出版，但是抄本系統遠不如今日廣傳，故此，或許林語堂先生所看的仍是程高刻本。但是從《京華煙雲》的主旨來看，林語堂所要描述的，不是那些閨閣中的情事，卻是動蕩亂世中的沒落故事，正契合上文所述石頭記之“末世”要旨。 可惜只看過張振玉之中文譯本，但1988年版的電視劇《京華煙雲》（不要提央視《京華煙雲》，面目全非，可以看作同名的另一部作品了），是我看過的最悲涼的電視劇集，甚至比小說更好地表達出這個主題，“浮生夢”的旋律響起的時候，讓人不免想哭。最喜歡片頭曲的歌詞，“最輝煌時總是最滄桑，最明亮時總是最迷惘；最美麗時總是最淡泊，最繁華時也是最悲涼”（在電視劇中只唱第二、四句）。終曲“浮生夢”中，“如今歲月寫下最後一頁滄桑，浮生猶似夢一埸”一句，恰應了曹雪芹在紅樓夢（甲戌本）開篇的題詩，“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末世就是在海市蜃樓的繁華中悄然來臨，在一切不知覺中，在浮生無謂的忙碌中，突然天崩地陷，最終是散場，“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需要指出的是，紅樓夢寫於盛世，所謂的末世不過是賈府等四大家族的末世。（後有套用馬列史觀的評論，認為這亦是封建大家族的末路。竊以為曹公不過感歎人世的無常，未必有如此“革命”的覺悟。 ）而京華煙雲成書於亂世，民族危難國之將完，故其中的悲涼，並不是姚家曾家所獨有，乃是對整個民族命運的憂傷。雖然如今回望過去，那時候還遠不是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最悲慘的時光，但是在成書的那個年代，那種危亡的急迫感是明明可知的。曹雪芹在紅樓夢前題詩一首，“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林語堂彷彿是在回應此詩，為京華煙雲題詩“全書寫罷淚涔涔，獻於殲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熱血，神州誰是自由民。”雖然同樣是淚，但是林語堂的詩是堅毅的，賦予希望的，末世雖然已經在眼前，但是中國不會亡，在英雄熱血之下，自由必存於神州大地。這樣憂國憂民的胸懷，是盛世中沒落的曹雪芹所不能想象的。（可惜日寇雖驅，林語堂詩中之願至今未全，歎歎！） 小結一下本文，試論述了《紅樓夢》及仿紅樓而作的《京華煙雲》之主旨，乃在談論末世之悲涼，即面對時代潮流中沒落趨勢的無奈；並談及了兩者的不同，紅樓旨在談家族之殤，全為無奈；而京華在談民族之殤，猶是帶著希望的。無論如何，這種悲涼，在“斷井頹垣”的“陋室空堂”中回想“當年笏滿床”，正是兩書美妙的所在，深深映出中國美學的一聲嘆息。 一些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