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次聯詩，花落楓去。 又： 大觀園開詩社，海棠社結在秋爽齋。 碧水微涼踏溪沙，經楓瀝雨是韶華。 月匿晚風雲散後，新泥朝露海棠花。
Author: 陳 陽
近日重讀紅樓，石頭記每每有新意。做小文一篇，談一些想法。 對於紅樓夢的理解，是書版本之多，故有許多不同之側重。粗讀之下，多以為旨在談情。此書確是“情”字著眼，自大荒山無稽崖青（情）埂峰而始，至情榜為終，“情不情”者寶玉，“情情”者顰兒，皆是書中要旨。又因高鶚續書之故，演出“調包計”大戲，再有“沐皇恩賈家延世澤”，讓世人以為不過是市井通俗小說為才子佳人之一歎，淡去原文多少悲涼故事。 紅樓夢多以一百二十回本通行，誤導多少讀者。幸有近年所謂“紅學熱”，脂批抄本風行，使人得以一睹石頭記原目。（遺憾探佚之風或有過頭，所謂“秦學”等，未免一家之談，讓人又過分沈迷於人物結局，迷失了全書大旨。）其實不必修煉成山寨紅學家，就是從前八十回和脂批，甚至從流行的影視作品，都可體察作者在盛世浮華與情天情海之下所隱藏的真義，即感歎於末世裡的那一縷悲涼。 竊以為，1987年電視劇《紅樓夢》，其中一個出彩之處，就是採納了周汝昌先生的意見，不是按照高鶚續書，乃是以脂批之線索編繪後半部劇情。雖然最後六集，所佔篇幅過小，但是多數重要線索已經涵蓋了。最妙的是，全劇結束在甄士隱的“好了歌注”上。“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情固然是石頭記的主線，但是作者絕非單純來談一段情事，乃是藉著那些閨中故事，發出過往的一聲歎息，“好了歌注”正是這一場末世悲涼的總結。 電視劇之外，徐進編劇的越劇《紅樓夢》也是影響深遠。這一出是按照程高本的劇情，自“黛玉進府”開始，1962年徐玉蘭、王文娟的電影結束在“寶玉哭靈”，全劇無非在講述寶黛的愛情悲劇。知道後來錢惠麗、單仰萍的新版本，加入最後一場“太虛幻境”，以“紅樓夢引子”和“終身誤”兩曲為引，後有寶黛再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無非是幻境幻影，曲調雖存，不過是回憶中的潸然一淚，最終歸結在“飛鳥各投林”曲，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為終結。 得以慶幸，雖然電視和戲劇不過是原書最通俗的表現形式，但卻沒有遺失要旨。“好了歌注”和太虛幻境中紅樓夢的終曲“飛鳥各投林”，真是全本石頭記最要緊的總結。全書就是在講賈府的末世。甲戌本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就有三段側批，“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嘆嘆！”，正是點名這一點。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二回影印，注意硃批三個“末世” 紅樓夢書中所謂的“末世”，即是大廈將傾巍巍將亡的時刻。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早已積重難返，唯有歎命運使然。在這個末世的悲涼中，一個關鍵詞就是“無可奈何”。正如太虛幻境中的一副對聯，“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甲戌雙行夾批作“兩句盡矣。撰通部大書不難，最難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寶黛共讀西廂，後黛玉獨自行至梨香院牆角，“聽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聽到《牡丹亭》中“皂羅袍”一曲，“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這是崑曲最美之唱段，要義就押在這“奈何”之上。曹雪芹寫紅樓夢之時，恰是康雍乾盛世中期，這裡哀歎的不是時局，只是賈府的敗落，局內人茫茫不知，命運使然，令人唯有無可奈何之歎。 林語堂先生曾要翻譯紅樓夢，後決定自己仿寫一出，於是有了《京華煙雲》一書。英文原名為“Moment in Peking”，須注意這裡的moment是單數：若為復數，則言在京畿之地發生的幾個故事，或以“煙雲”為好；既為單數，則表明作者不是講述幾個瞬間，乃是說全書數十年的故事，不過宛如一瞬，故郁達夫之子郁飛的譯名“瞬息京華”或許為佳。 不知道林語堂試圖翻譯紅樓夢的時候，曾計劃用哪個版本為底本。當時雖然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已出版，但是抄本系統遠不如今日廣傳，故此，或許林語堂先生所看的仍是程高刻本。但是從《京華煙雲》的主旨來看，林語堂所要描述的，不是那些閨閣中的情事，卻是動蕩亂世中的沒落故事，正契合上文所述石頭記之“末世”要旨。 可惜只看過張振玉之中文譯本，但1988年版的電視劇《京華煙雲》（不要提央視《京華煙雲》，面目全非，可以看作同名的另一部作品了），是我看過的最悲涼的電視劇集，甚至比小說更好地表達出這個主題，“浮生夢”的旋律響起的時候，讓人不免想哭。最喜歡片頭曲的歌詞，“最輝煌時總是最滄桑，最明亮時總是最迷惘；最美麗時總是最淡泊，最繁華時也是最悲涼”（在電視劇中只唱第二、四句）。終曲“浮生夢”中，“如今歲月寫下最後一頁滄桑，浮生猶似夢一埸”一句，恰應了曹雪芹在紅樓夢（甲戌本）開篇的題詩，“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末世就是在海市蜃樓的繁華中悄然來臨，在一切不知覺中，在浮生無謂的忙碌中，突然天崩地陷，最終是散場，“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需要指出的是，紅樓夢寫於盛世，所謂的末世不過是賈府等四大家族的末世。（後有套用馬列史觀的評論，認為這亦是封建大家族的末路。竊以為曹公不過感歎人世的無常，未必有如此“革命”的覺悟。 ）而京華煙雲成書於亂世，民族危難國之將完，故其中的悲涼，並不是姚家曾家所獨有，乃是對整個民族命運的憂傷。雖然如今回望過去，那時候還遠不是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最悲慘的時光，但是在成書的那個年代，那種危亡的急迫感是明明可知的。曹雪芹在紅樓夢前題詩一首，“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林語堂彷彿是在回應此詩，為京華煙雲題詩“全書寫罷淚涔涔，獻於殲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熱血，神州誰是自由民。”雖然同樣是淚，但是林語堂的詩是堅毅的，賦予希望的，末世雖然已經在眼前，但是中國不會亡，在英雄熱血之下，自由必存於神州大地。這樣憂國憂民的胸懷，是盛世中沒落的曹雪芹所不能想象的。（可惜日寇雖驅，林語堂詩中之願至今未全，歎歎！） 小結一下本文，試論述了《紅樓夢》及仿紅樓而作的《京華煙雲》之主旨，乃在談論末世之悲涼，即面對時代潮流中沒落趨勢的無奈；並談及了兩者的不同，紅樓旨在談家族之殤，全為無奈；而京華在談民族之殤，猶是帶著希望的。無論如何，這種悲涼，在“斷井頹垣”的“陋室空堂”中回想“當年笏滿床”，正是兩書美妙的所在，深深映出中國美學的一聲嘆息。 一些更正 […]
4月29日是林昭遇難42周年的紀念日，在網絡上看到了許多紀念的文字。 前一陣子和國內的一位年長弟兄交通，他曾經在那個極左年代被誣入獄，60年代初曾被關押在上海靜安區看守所。他記憶中有一位女囚，在印象中與林昭神似，因此他稱自己或許有幸是林昭的“同監難友”。 在交通之中，自然就談及了基督徒的政治參與。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提供一些帶領林昭信主的俞以勒姊妹的資料，在其中也對余傑先生的“中國教會的復興，如果沒有林昭的精神為催化劑，這種復興便很可能是是曇花一現的”說法提出過一點自己的看法。那篇文章比較簡短，可能沒有清楚的表明我的想法，因此，藉著這個紀念林昭殉難的機會，也把這個問題更仔細的說明一下。 一、無論為自由和為信仰獻身，都是偉大的。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許多人為了真理為了信仰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甚至是為了最基本的人權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許多有良知的人都收到迫害。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而言，這些受難者中，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和極權抗爭著，例如張志新、遇羅克等等，另一部分是單純的為了信仰的緣故而殉道，例如倪柝聲、張愚之等。 為了民主自由而獻身，或者單純為了信仰而犧牲，都是很偉大的事情。當然基督徒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會更推崇後者，因為有存到永遠的價值，將來可以得主的賞賜。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前者。社會的改良，驅逐弊病，讓人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也是基督徒在世上的見證。為了美好的理想而犧牲，總是非常崇高的。 林昭在這裡就稱為一個跨界的人物。她的事跡是非常動人的，而相比與張志新、遇羅克，林昭在思想上甚至更有深邃之處，她必定會稱為極左路線抗爭者的一面旗幟。我絲毫不反對紀念林昭。我們需要紀念林昭，以反思那個瘋狂的年代，紀念那些英勇抗爭的人。 但是，林昭之偉大，並不需要講其提升為中國教會之精神領袖而彰顯，也不必將其犧牲定義為為主殉道才得以表明。林昭對極左路線的覺醒，是反右的時候，那時她還沒有成為基督徒。可以想象，即使林昭沒有信主，她也在被當局所迫害，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受苦，甚至殉難。只是，也許她不能達到她後來的思想高度，不能作為“基督親兵”，找尋到那一條“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所以，基督信仰為林昭的抗爭增加了更深的思想價值和屬靈意義，但是，她仍然是因為政治觀點而收到極刑。林昭的事跡本身，就是她的見證。而中國傳道人的獄中見證，是從信仰的角度為主堅守為主受苦，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也不應該厚此薄彼，而是各有其珍貴之處。 二、基督徒的社會使命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旅行了她的政治使命。我相信，基督徒的社會使命，是基督徒的見證的一部分。通過信徒在信仰生活中活出見證，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這也是基督徒所應當做的事情。 約翰·衛斯理是一個見證。他倡導的循道運動，曾經改變了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成為社會亂象的出路。但是，後來，隨著衛理宗教會日益熱衷於社會工作，有一些教會漸漸遠離了純正的福音。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些“社會福音”往往和新派神學是聯系在一起的，遭到很多基要派信徒的反對。例如，宋尚節博士很反感社會福音。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福音，將本末倒置了，將教會的社會服務放在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真理之前，沒有穩固的救恩基礎，只熱衷於社會的工作，教會的不過是表面的，救人的身體而沒有救人靈魂的。 但是這也引起另一個極端，就是基督徒是否應當完全放棄對於政治的關注，而生活在自己信仰的小圈子之中？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對於基督信仰逼迫的加劇，中國家庭教會高舉政教分離的旗幟，堅持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不接受政治對教會的干預。而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引來更多的政治麻煩，教會也避免參與一切的政治活動，力圖使政教完全分開。 我認為，這兩種觀點是需要平衡的。首先，堅持基要基督信仰的根基，傳講不打折扣的聖經的話語，是教會不可缺少的；其次，在這個信仰根基上，基督徒應當作光作鹽，就如聖經所說的，不是放在斗地下藏起來，而是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作為明光照耀，照亮一屋子的人。這樣，如果有純正的信仰根基，那麼信徒應當通過自己對真理的認識和追求來改變這個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她的政治思想有一部分是基於聖經的觀點，所以她雖然不是直接為了基督而殉道，但是她的死也是在為主作見證。 如今的時代，與林昭的時代又不相同，但是現今之基督徒也應該有對社會的關懷，也許不是像林昭獄中寫血書那樣激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基督徒的聲音。 三、基督徒政治參與的方式 余傑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自由知識分子，也是難得的幾位堅守在國內的民主人士。他成為基督徒之前的作品和思想，我就非常喜歡。他在思想上一直是傾向於美國的保守主義，受到很多左派的攻擊。 余傑信主之後，把對民主的追求和基督信仰的精神聯系在一起，我覺得更是難能可貴的。西方民主的根基就是基督信仰，沒有基督教的傳播，也就很難建立其真正的民主。 […]
布魯明頓華人基督教會主日學靈程七講之五 在靈裡禱告 一、“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賽二3） 1、會眾在山下遠遠拜神 離神最遠，數目最多 神的要求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在山的四圍給百姓定界限、說、你們當謹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邊界、凡摸這山的、必要治死他。（出十九12） 百姓的願望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都發顫、遠遠的站立．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 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出二十18-19） （摩西）又將約書念給百姓聽、他們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出二四7） 山腳有祭壇 摩西將耶和華的命令都寫上、清早起來、在山下築一座壇、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發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獻燔祭、又向耶和華獻牛為平安祭。（出二四4-5） 2、長老等至山腰事奉神 神的要求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和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這裡來、遠遠的下拜。惟獨你可以親近耶和華．他們卻不可親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來。（出二四1-2） 經過祭壇，自由的敬拜 摩西、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們看見以色列的 神、他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如同天色明淨。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們觀看 神、他們又喫又喝。（出二四9-11） 3、摩西在山頂上覲見神 […]
在中文的語境裡面，“紀實攝影”是一個有些模糊的概念。就我看來，所有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突出攝影的記錄性和社會性功用的攝影作品，包括西方的社會紀實攝影（Social Documentary）、報道攝影（Photoreportage）、新聞攝影（Photojournalism）等，都被納入中文“紀實攝影”的范疇。 （類似的獨創詞匯還有一些，比如“人文攝影”，也不是對應於西方分類的任何一個詞，字面上和西方的人文主義（Humanism）攝影相似，不過從廣泛使用的語境上看，大致和上述廣義的“紀實攝影”的含義相近。另外還有“小品攝影”，我一直沒有發現對應的英文表述，有一些和靜物攝影（Still Life）所類似，另外和沙龍攝影（Salon Photography）也有聯系。當然中文有獨特的攝影術語並不是什麼壞事。） 這篇文章主要談一談按照西方攝影界定義的“紀實攝影”，即社會紀實（Social Documentary）。 之前有兩篇文章談到畫意攝影和直接攝影：二十世紀末的時候，畫意攝影運動為攝影爭取作為一種藝術的地位，而在畫意攝影達到鼎盛之時，有一批攝影家覺悟到攝影媒介本身的魅力作為藝術的可能，為直接攝影振臂一呼，力圖讓攝影擺脫對繪畫的模仿，稱為獨立的藝術媒體。 與此同時，另外有一些攝影家，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攝影的藝術功用，而是社會功用。在他們看來，紀實攝影，最主要的不是在於美與不美，藝術與不藝術，乃是在於這樣的一個理念，即在民主社會，通過攝影作品反應社會現實，可以改變社會中的不合理現象。因此，社會紀實攝影的要點，在於藉助攝影的手段來實現社會的變革。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中文中所稱的“紀實攝影大師”Henri Cartier-Bresson（亨利·卡迪埃-布勒松），Robert Frank（羅伯特·弗蘭克）等都不算為這裡所講的社會紀實攝影家，因為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用攝影去改造這個社會。（Cartier-Bresson的攝影，追求的是完美的畫面捕捉和幾何排布（這兩者構成其所謂“決定性的瞬間”），Frank在於記錄戰後五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他們的作品可以更多地歸入報道攝影，而非社會紀實攝影。） Sabbath Eve in a Coal Cellar, […]
林昭是一位基督徒。她曾經是左派青年，對中共的革命抱有很大的熱情。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她開始覺醒，後被劃為右派。在五六十年代勇敢地與極左思想、極權統治抗爭，1960年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當局秘密殺害。林昭曾經上過教會學校，1961、1962年左右，她在監獄中與一位因為信仰坐牢的基督徒俞以勒同在一個囚室，後信主成為基督徒。如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張志新、遇羅克等鬥士之外，林昭這個名字越來越收到人們的重視。林昭在1957年後寫下了大量文字，記載了她的思想抗爭，此外她信主以後，在基督信仰的基礎上來審視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與現狀，不僅在現實中反抗極權，也在理論上揭露了當時統治思想的荒謬。 帶領林昭信主的俞以勒姊妹，是一位牧師的女兒，曾在賈玉銘牧師主持的中國基督教靈修神學院就讀，1954年畢業。曾經因為信仰坐牢，後獲釋，晚年來美國。據筆者2009年夏天了解的情況，俞以勒曾在加州一家教會服事，並用所繼續的錢資助國內的弟兄姊妹，顯居加州她妹妹家中，身體狀況不佳，外界也難以接觸。 中國基督教靈修神學院1954年畢業生合影 前排右三為俞以勒 （前排左二為宋天嬰，宋尚節博士的大女兒，後為主殉道） （照片來源於中國教會一位長輩，非經作者同意，謝絕轉載 ） 另外一份關於林昭的材料來自於《驛車到站》一書。該書是教會人士幾年汪純懿姊妹，於2006年編寫的。 汪純懿姊妹，教會中人常稱她為汪姑姑，1913年生於江蘇，1925年信主，1926年受浸，1932年高中畢業後在教會服事，1942年與趙世光牧師等六人共同創建靈糧堂世界佈道會，1947-1948年在加拿大聖經學院讀數，研究聖經與鋼琴演奏，1948年回國後在教會孤兒院服事。1951年著《活的見證》一書，講述其1914-1951年間的見證。五十年代至1962年，教授鋼琴並做佈道工作，翻譯慕安德烈《禱告的生命》一書。1962年因此被捕，後在安徽白茅嶺農場勞動改造，1979年回到上海家中，後獲得平反。八十年代著《何等奇妙》一書，講述1951-1986年的見證。1986年赴美，在南加州幾家靈糧堂事奉。2006年九十三歲安息主懷歸回天家。 在這本書中，有一篇重頭的文章，是程天午姊妹所寫的《在獄中的恩典生活–紀念汪純懿姐妹》。程天午姊妹曾經接觸過基督信仰，後來因為仗義執言被捕入獄，在獄中裝瘋賣傻。但是她正巧和汪姑姑關在一起，汪姑姑對她信仰上有幫助，後來她完全接受耶穌為個人的救主。這一篇文章主要記述了汪姑姑在獄中的生活，同時也在幾處提到了當時同在提籃橋監獄的林昭。 該文章主要的問題在於對於年代記錄的錯誤，比如文化大革命被記敘為1968年開始，而林昭被處決的年代被記錄為1975年，但是外界普遍認為是1968年。文章中提到當時獄方找到三個典型要予以處理，包括汪姑姑和林昭，後來林昭真的被處決，但是汪姑姑沒有。從汪姑姑的年表上看，她是1973年離開提籃橋監獄去安徽農場勞動改造的。因此這件事情應當發生在1973年以前，而不是1975年。就程天午姊妹所記錄的年代問題，筆者於2009年夏天曾託人去尋找程天午姊妹，但是因為其身體原因，沒有能夠見面。 書中提到一件事情，說是林昭在獄中大聲抗議，而汪姑姑告訴她“不要憑血氣”。這件事情，筆者曾經聽說也有一些教會內部的人士有不同的意見，認為汪姑姑不應當這樣提醒林昭。當然神給每個人的帶領不一樣，就我的領受來說，基督徒對國家對時事的關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抗爭的方式上，我認為應當是更加溫和忍耐，採取“血氣”強力抗爭的方式是可以商榷的。 林昭的偉大，是無可辯駁的。我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文革中幾位抗爭者中，林昭是最具有理論體系和思想深度的。但是最近有人提出林昭精神就是中國教會的精神，中國教會要走林昭的路線，我認為此言未免過於絕對。我相信信仰和政治絕對不是能夠分開的，基督徒的政治關懷，正是改變世界的動力。從世界歷史上看，有許多偉大的變革，正是從教會的倡導開始。但是，在另一方面，教會的作用是在於為主做見證，傳揚神的福音，建立基督的身體，在將來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成為基督聖潔的新婦。中國教會正在改變中國，也將會改變中國的政治、文化以致民族性格與命運，這是中國福音廣傳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林昭精神所表現的，是作為基督徒的良知與黑暗力量的抗爭，如今，這樣的抗爭也在中國的教會中繼續發生。為了信仰的緣故，基督徒順從神不順從人，與世界上的敵人爭戰；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基督徒將神的公義彰顯出來，也會受到社會和政權的壓力。但是我要說，前者是首要的，後者是堅持信仰所帶來的必然附屬品。林昭精神是偉大的，但是這只是中國教會之精神的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中國教會的見證是崇高的，林昭的見證，汪純懿的見證，以及王明道、袁相忱、袁蒙恩、鄭惠端、楊心裴、王天經、王美芝、王頌靈、王忠孝、李天恩、俞成華、張愚之等等等等，以至於許多為了信仰坐牢或者忍受壓迫的有名或是無名的傳道人以及信徒，還有現今在中國的鄉村和城市中不為名不為利單單只為主擺上的弟兄姊妹，這一幅長卷也許還不夠完全，但是這才是中國教會的精神，我們在神信實廣大不變的愛中看到中國教會榮耀的復興。 附：《在獄中的恩典生活–紀念汪純懿姐妹》一書中關於林昭的敘述。 第101頁 汪純懿站了幾個下午，在批鬥會上，一批靠攏政府、要求改造的犯人，學著他們提審員的口吻，像連珠炮一般想姑姑提出質問：“你說說看，毛主席是啥人？” “他是中國領導人。” 他是不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
繼續來談談攝影史。 前面談到了畫意攝影。畫意攝影不止是一個藝術風格，更是一個政治性的抗爭運動。19世紀末的攝影家很無奈，一方面是攝影工藝日益發展，攝影術的廣泛傳播，肖像攝影稱為家庭記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攝影在藝術界抬不起頭來，甚至連一個容身之處都沒有。 好吧，既然攝影是從繪畫的輔助工具（camera obscura，暗箱）開始的，那麼攝影就乾脆走繪畫的道路吧，讓攝影變得更像繪畫，於是從繪畫所佔據的藝術空間中擠出一席之地。 這就是畫意攝影的抗爭。許多畫意攝影家並不一定是真心追求畫意攝影的風格表現，而是在這種抗爭的背景下不得已而為之，甚至可以說有點三心二意。譬如Alfred Stieglitz，這位畫意攝影的領袖，同時也是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的重要人物。 畫意攝影在建立攝影的藝術地位方面，確實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攝影家們抗爭無門走投無路的時候，只好採用這樣曲線救國的“下策”。但是所謂盛極必衰，物極必反。畫意攝影如日中天的時候，攝影界內部產生了不同的意見。 Paul Strand, Abstraction, 1915, photogravure 8 15/16×6 9/16″, NY, MOMA […]
靈程七講之四 軟弱成剛強 一、剛強是神的要求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林前十六13） 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提後一7）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提後二1） 二、聖經中剛強的例子 1、約書亞 窺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服、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 （民十四6-8）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這惡會眾向我發怨言、我忍耐他們要到幾時呢、以色列人向我所發的怨言、我都聽見了。你們告訴他們、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們達到我耳中的話待你們。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並且你們中間凡被數點、從二十歲以外向我發怨言的、必不得進我起誓應許叫你們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纔能進去。 （民十四26-30）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約一5） 2、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一8）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 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阿、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阿、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17-18） […]
這學期在上20世紀攝影史課程，因此要閱讀一些文獻。所以不妨將一些心得在這裡寫一下，或許對讀者有所幫助。 “攝影是美術之一嗎？” 在美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每一個藝術學院都有攝影系或者攝影方向。今天在上課的時候，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同學站在反對的一方。可見攝影作為美術的一種，已經成為幾乎沒有爭議的共識。 中國的藝術圈我並不熟悉，但是大略知道無論是新聞學院還是美術學院開設的攝影專業都在增加。民眾對攝影的理解，一定程度上還是在紀念照和沙龍攝影的層面；而攝影愛好者在拍攝糖水片和所謂的“人文攝影”。無論如何，對於攝影之藝術價值的肯定是在慢慢增加的。 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在19世紀下半葉曾經是主要的爭論。攝影家本身對於尚在嬰兒期的攝影還缺乏自信，而所要面對的攻擊是猛烈的。在這樣的局面下，攝影的美術性的爭論，不僅僅是一種純粹學術的探討，也是社會性和政治性的討論。 關於這個問題，我閱讀了兩篇文章，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場上。一篇文章是Joseph Pennell所寫的“Is Photography Among the Fine Arts?（攝影列於美術之中嗎？）”；另一篇是Alfred Stieglitz所撰的“Pictorial Photography（畫意攝影）”。一篇寫於1897年，第二篇是1899年，所幸百餘年來英語的變化不是太大，除了少數詞匯，總體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想到中文，在白話文運動和簡化字之後，中國人讀百年前的文章，已經有普遍之困難了，歎歎！） Joseph Pennell是一位美國藝術家，其作品包括書籍的製作，以及蝕刻於石印工藝，並且他也作為一位插圖畫家（illustrator）而出名。在他的文章中，他對攝影是大大地惱怒，從行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情緒。但是同樣也可以看到，他對於攝影並不熟悉，主要的論據是從兩次攝影展和一些雜志對於攝影的介紹得來。 Alfred Stieglitz（斯蒂格利茨），對攝影略有了解的讀者就應當非常熟悉他，是一位美國攝影大師，也是攝影界的領袖。與Pennell對於攝影一知半解的知識相比，Stieglitz的文章基於其攝影的實踐，反應了攝影家在創作的過程中對攝影技術及工藝並藝術創作的思考。 […]
王明道先生從1927年開始編輯《零食季刊》，至1955年因為信仰的緣故被捕，27年間出版共計104期，出去少數因為外出講道而合並之外，基本從未停頓。這份刊物堅持基要信仰，無論是面對自由派神學的攻擊，還是世界的挑戰，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1939年，日軍要求在所有刊物上刊登四條政治標語，並將刊物交由日軍檢查。但是王明道先生冒著被停刊的危險，拒絕刊登標語，感謝神的保守，《靈食季刊》未被停刊。 從第三期靈食季刊起，每期刊登兩首新譯的詩歌，開始的時候只有字沒有譜。王明道先生結婚後，從第九期開始，王師母（劉景文女士）幫忙畫歌譜，這樣每期改為刊登一首詩歌。後來這些詩歌被集結成《基督徒詩歌》，在1936、1939和1946年出版了三次，第三版增加至101首。 1955年，《靈食季刊》出版第104期，刊登《我們是為了信仰》，這是一篇向三自宣戰的檄文。不久之後他就因為信仰的緣故（不加入由自由派主導受政府控制的三自教會）被捕入獄，從此靈食季刊停刊。在最後一期靈食季刊上刊登了兩首詩歌，一首是《主軍前進》（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常譯為“基督精兵”或者“基督精兵前進”），另一首是《走向勝利》（On to Victory!）。 王明道先生刊登這兩首歌詞的時候，應該並不知道這將是靈食季刊的最後一期，也並不知道他即將鋃鐺入獄，被判無期徒刑。歷史常常就是這樣反諷，當三自方面以為他們全然勝利，最大的一個反對派被除掉，當王明道先生自己都覺得可能要在牢裡終老的時候，誰能想到這正是王明道先生和中國教會走向勝利的開始呢？中國的基督教會被強迫聯合崇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甚至被全部關閉，但是神的工作並沒有從中國抹去。無數信徒在默默為中國的教會禱告。一粒種子彷彿在地裡死了，但是春天來的時候，就長出許多子粒來。 後來，隨著極左政策的結束，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各地的家庭教會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中國教會經歷了大復興。王明道先生也被釋放，成為中國教會的一面旗幟。 這首《主軍前進》是王明道先生親自翻譯的，和其他譯本略有不同，包括全部五段歌詞，並且在語言上更加精煉規整。所附的圖片是從《靈食季刊》最後一期掃描的。 王明道先生從1927年開始編輯《零食季刊》，至1955年因為信仰的緣故被捕，27年間出版共計104期，出去少數因為外出講道而合並之外，基本從未停頓。這份刊物堅持基要信仰，無論是面對自由派神學的攻擊，還是世界的挑戰，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1939年，日軍要求在所有刊物上刊登四條政治標語，並將刊物交由日軍檢查。但是王明道先生冒著被停刊的危險，拒絕刊登標語，感謝神的保守，《靈食季刊》未被停刊。 從第三期靈食季刊起，每期刊登兩首新譯的詩歌，開始的時候只有字沒有譜。王明道先生結婚後，從第九期開始，王師母（劉景文女士）幫忙畫歌譜，這樣每期改為刊登一首詩歌。後來這些詩歌被集結成《基督徒詩歌》，在1936、1939和1946年出版了三次，第三版增加至101首。 1955年，《靈食季刊》出版第104期，刊登《我們是為了信仰》，這是一篇向三自宣戰的檄文。不久之後他就因為信仰的緣故（不加入由自由派主導受政府控制的三自教會）被捕入獄，從此靈食季刊停刊。在最後一期靈食季刊上刊登了兩首詩歌，一首是《主軍前進》（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常譯為“基督精兵”或者“基督精兵前進”），另一首是《走向勝利》（On to Victory!）。 王明道先生刊登這兩首歌詞的時候，應該並不知道這將是靈食季刊的最後一期，也並不知道他即將鋃鐺入獄，被判無期徒刑。歷史常常就是這樣反諷，當三自方面以為他們全然勝利，最大的一個反對派被除掉，當王明道先生自己都覺得可能要在牢裡終老的時候，誰能想到這正是王明道先生和中國教會走向勝利的開始呢？中國的基督教會被強迫聯合崇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甚至被全部關閉，但是神的工作並沒有從中國抹去。無數信徒在默默為中國的教會禱告。一粒種子彷彿在地裡死了，但是春天來的時候，就長出許多子粒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