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一次po文，到如今已是十載光陰，恍若昨日。
這十年間，無論個人、周遭還是社會，都經歷了許多變化。對於這個網站，我曾有過諸多構想，也做過不少嘗試，但最終都未能實現。
比如我曾嘗試將這裡變成一個雙語網站，但無論是外觀還是內容，都未能達到理想效果。漸漸地，我意識到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存在著獨特的關注點，有些事物是無法翻譯、難以用不同語言準確表達。這種努力或許徒勞無功，不如專注於一種語言。
儘管如此，這十年間，我始終堅持著這個網站的存在，期待有一天或許會有時間能重拾筆墨，再能夠隨便寫寫，或許有人或無人閱讀，也並非什麼要緊事了。
開始收集CD的時候還是在福州。這樣的興趣，對於那時候的中學生還是有些奢華，因為政策的緣故，國外的CD只能經由中國圖書進出品公司（中圖）引進，加上匯率的問題，原裝正版奇貨可居且價格不菲了。當然也和大多數愛樂者一樣，經歷過買盜版和淘打口碟，甚至和福州賣打口的“胖子”交情頗好，每次進貨都先通知我，但是很快意識到，這些只能解聆聽的燃眉之渴，過了卻毫無價值。
於是節衣縮食以一點零花錢去購買一些原裝正版的唱片，雖是困難，卻帶來更多的喜樂。第一張唱片是Sir Colin Davis指揮LSO錄製的Messiah，在Philips公司50周年紀念系列之中，至今這都是我最喜愛的一個“彌賽亞”版本，每次聆聽，都彷彿嗅到十年之前那個春天潮濕的青草氣息。十年之後我淘到這個錄音的黑膠發行，也是令人驚喜的回歸。
大學期間經濟寬裕了些，但是在攝影器材上花費多，所以收藏音樂的預算仍是拮据。每年我都會去北京音響展，還有每每去逛逛外文書店，多多少少能碰到些打折的唱片收入囊下。音響設備上，我不是十分追求極致，不過音效尚可的聽音設備還是要有的，於是弄了個Senheiser HD 497，遠不是發燒級別的，但是不用耳放也能被隨身聽推動，就方便了許多。經常帶着去自習室，便找了個帶繩的餅乾盒來裝，路上騎車的時候掛着大耳機，餅乾盒掛在自行車車把上，好在那時不怕被認作是怪人。
後來發現，國內音像製品這麼昂貴，實在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雙重剝削。在美國，唱片當然不可以說很便宜，但是絕對是普羅大眾工薪階層能夠接受的。最為美妙的是，有很大的二手市場，讓人總能淘到驚喜。如果你收藏Jazz/Rock/Pop/Country等，資源遍地都是；Classical比較過時，唱片店往往沒有，倒是在書店更常見。在紐約發現一家唱片店Academic Records & CD，成為每次去紐約都必去之地，樂此不疲，因為他們的貨源每次常新；甚至於我為之拿到一張價格不菲的NYC parking ticket，淚奔於辛苦淘碟的節約前功盡棄……
至於黑膠，這玩意在國內更顯稀少，也拜計劃經濟所賜。黑膠流行於閉關鎖國的年代，文化製品的審查更嚴厲，有唱機的人已是鳳毛麟角。到美國之後，先是Stony Brook University圖書館有處理黑膠，因為這種介質作為圖書館的收藏，實在是過時和不方便（體積大、換片頻繁），於是他們將唱片轉錄成磁帶，然後就賣掉了。那時我覺得很新奇，在國內只有風聞從未親手把玩，於是就收集了一些；又錯誤地以為自己挺有錢（誤讀了獎學金的購買能力），買了一個全新的唱機。不過現在看來，這台唱機（audio technica AT-PL120）其實是買的物美價廉，而那些圖書館的唱片品相就實在一般了。
黑膠一面標準播放時間據說是26分鐘，短的實際分鐘，廉價牌子有的塞到半小時多（我遇到最長的是Furtwangler指揮的斯卡拉版指環，單面塞入四十多分鐘的音樂！），一會兒就要去換一下面，真的是很不方便。有一些套裝，據說是為了自動換盤的唱機設計的，順序是（以6面一套為例）1、6，2、5，3、4，也就是說對於我們這些手動換盤的唱機，聽完一面之後不僅要換面，還要換盤！這也是黑膠聽得很少的原因。
於是這三年來黑膠緩慢的增加，但是聽得非常少，更多是出於封面的喜愛而購入。一直到今年暑假，有大量的時間呆在家裡，才靜下心來聆聽。至於為什麼要聽黑膠而不是全面數碼化，這就如同為什麼用膠片而不用數碼拍照一樣是常見問題。當然答案有點不一樣。拍照方面，除了大畫幅底片，膠片對於數碼，在所有的技術參數上已經沒有任何優勢，宣稱自己要用膠片的，要麼是真的喜愛膠片的感覺，要麼是噱頭和矯情。黑膠對於CD，則沒有那麼遜，應該說是各有千秋。CD的音質更乾淨，黑膠是易損的，又受到灰塵、唱針質量等因素的印象，不那麼穩定，但是少了數模轉換的過程，聲音往往更溫暖，更容易為人耳所接受。至於現今的SACD，在參數上提高很多，我相信已經足以達到黑膠的效果了吧。從內容上說，我是很喜歡老錄音的人。當代的演奏家當然也很好，可是有點歷史感覺，往往讓演繹久成佳釀。對於歷史錄音（1950年代以前的錄音），我覺得黑膠倒是常常更有可聽性，因為CD版本往往進行了降噪等數碼處理，背景是安靜了，可是音樂質量也受到的影響，弄得音量、動態都不好，聲音很薄，細節損失。
8月份開始在網絡上秀了一點黑膠收藏，迄今滿31篇，足月之量，準備繼續。完全沒有炫耀之意，因為這玩意真的是從故紙堆里撿出來的，沒有什麼經濟價值，純屬個人把玩，希望能有同好一起交流而已。將來有興緻再慢慢分享CD收藏，這個就大眾一些了。我選擇了一種奇怪的方式，就是Twitter加人人。最原本的想法，是把twitter帳號使用起來。我極不喜歡分享個人近事，又喜歡長篇大論，所以twitter的方式我一直不習慣。Twitter會自動連接到facebook，而往國內同步則受到很大阻礙，所以就手工在人人上分享，結果發現還是人人的效果好得多。所以決定今後改變方式，在facebook和人人上分享，字數不受140字的限制，然後再精簡為twitter版本。
最後紀念德國指揮家Kurt Sanderling於2011年9月17日去世，享年98歲，離99歲的生日只有兩天。最早注意到這位指揮家，是中學的時候淘到一套RCA發行的雙張，Sanderling指揮的全套勃拉姆斯交響曲，於是查資料得知他是老牌的東德指揮家，可嘆生不逢時，黃金歲月都在東德鐵幕之下，不比Abendroth在戰前已經成名，又沒有像Kurt Masur那樣後來在自由世界的成名。那時還有一張列寧格勒愛樂的柴科夫斯基4、5、6交響曲，1956年DG單聲道錄音，第4是Sanderling指揮，后兩首是Mravinsky，大師原版系列中復刻的CD，而今年又淘到此錄音的黑膠版本。非常經典和正統的老柴錄音。另有一些Sanderling作綠葉的協奏曲錄音，包括Richter演奏的舒曼協奏曲，合作的是National Philaharmonic Orchestra，我想這是蘇聯的樂團（或許就是USSR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而不是倫敦或華盛頓的同名樂團。另有兩張是Emil Gilels演奏的貝多芬第一、二協奏曲，Sanderling指揮列寧格勒愛樂伴奏。大師的兒子Stefan Sanderling是Florida Orchestra的音樂指導和Toledo Symphony Orchestra的首席指揮，Michael Sanderling是一位大提琴家，客座指揮的經歷也很棒，指揮過台北愛樂。有此二子，也算是大師有后了。
The Promise of Music, A Documentary by Enrique Sanchez Lansch (DGG 00440 073 4427)
www.promise-of-music.com/
委內瑞拉和古典音樂會有什麼關係，先前是完全沒有想到過的。1954年Furtwangler只身前往，指揮委內瑞拉交響樂團演出，也留下了幾個錄音，不過我還沒有聽過。之前對這個國家的了解了解，只限於知道這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仍然由瘋子統治的國家，其名字對於中國南方人而言如繞口令一般難以讀准。
在圖書館看到這個DVD很久了，一直納悶這個Gustavo Dumadel是誰，為什麼DG要給他出一個視頻。前幾天看到一個介紹，才明白原委，看了記錄片，大受感動。
整個故事的源頭是José Antonio Abreu，委內瑞拉經濟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鋼琴家。1975年，他成立了El Sistema（Fundación del Estado para el Sistema Nacional de las Orquestas Juveniles e Infantiles de Venezuela，委內瑞拉全國青少年樂團網絡）組織，其異像是以音樂教育改良社會、教育民生。和很多中美洲國家一樣，貧困和社會問題困擾着委內瑞拉，青少年缺乏教育，流落街頭，成為犯罪活動的參與者和犧牲品。Abreu先生試圖以音樂的方式改變這樣的狀況。他的組織接納有天賦的兒童，無論是怎樣的家庭狀況，給他們提供音樂教育和必要的補助，讓他們在音樂的訓練中成長。特別的是，他們對這些兒童的訓練，不僅僅是個人教學，更是讓他們從一開始就投入樂團的演出之中，通過樂團的紀律也規範他們人生的軌跡，也讓一些問題兒童脫離社會上的污穢。
如今，El Sistema旗下有125個樂團，其中31個交響樂團，為超過25萬兒童提供了音樂訓練。其中最為突出的是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先前叫做Simón Bolívar Youth Orchestra of Venezuela，隨着成員們年齡的增長，現在已經不能叫做青年樂團了）。該樂團2007年8月在Proms音樂節上首次亮相於歐洲舞台，一炮打響，得到廣泛關注。目前該樂團在Gustavo Dudamel的指揮下已經為DG錄製了三張專輯，而DVD收錄了樂團在波恩貝多芬音樂節上演出的貝多芬第三交響曲。被歐洲音樂屆廣泛認可，也說明樂團確實達到了頂級水平。
造化就是如此的奇妙。在一個這樣不起眼的地方，有一個人有着不一樣的異像；從一群貧賤的孩子們中，一個一個天才應運而生，在此時此地的匯合讓他們發出耀眼的光芒。也許比起溫柔之鄉富貴家庭成長起來的孩子，他們更能夠體會到音樂帶來的改變，以及音符之中蘊藏的力量。沒有生活的經歷的人，貝多芬的音樂無非是音符的堆疊、音效的濫觴，而對於這些孩子，每一個節奏和旋律都是絲絲入扣，從心而出。難怪有人說，“英雄”已經聽到沒有興趣再聽新的版本了，而這個青年樂團的演奏卻能夠讓他找回那種能量和衝擊。
天才英才，指揮Gustavo Dudamel就是從El Sistema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這位80后指揮家（1981年出生）現在已經是Los Angeles Philharmonic的音樂指導以及Gothenburg Symphony（瑞典）的首席指揮，當然也繼續擔任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的音樂指導。此外，他還指揮過Philharmonia Orchestra，Israel Philharmonic，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在斯卡拉登台指揮莫扎特的唐璜，2007年指揮Stuttga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為教宗本篤十六世生日演奏（他是一位天主教徒），這樣的演出經歷在同齡人當中應當無人可比。
2004年，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講述了一個音樂教師用合唱教育改變了一個問題兒童學校從學生們的人生，感人至深。而這樣的故事正在委內瑞拉真實的發生，讓人不禁感慨，在怎樣的環境之中，都有人性的光輝在閃耀。異像可以改變人生，也可以改變社會和多人的命運。正如樂團的一位成員所言，“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絕非偶然。我們也非偶然地演奏音樂，偶然地遇到Abreu大師和他的Sistema。我想是上帝給了我們每一個人這樣的機會，讓我們發揮他給我們的天賦。我們有責任決定怎樣運用我們的天賦。若上帝給了我音樂的天賦，我就應當使用它。我將盡我所能以尋求完美。我知道Abreu大師他們也是這麼想的，於是他們將他們的生命和天賦奉獻於上帝。”
（http://www.chenyang.net/?p=942）
最近稍微閑暇，在家裡看書聽音樂，做一點翻譯，也是學習英文。常常能夠看明白什麼意思，但是用中文再表述出來，就有一定的難度；若是每一句要對應英文原本的意思，再兼顧文法的一致性，真是體察翻譯家艱難。每次譯點東西，原文生動活潑，自己的譯文就意境全失趣味全無。可見文科生不易，非長期積累加上天賦難成大家。
在準備Furtwangler專題的時候，打算翻譯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貝多芬第九的錄音的說明書，此間正巧收得這張CD（Allegro CDO 1022，Mengelberg指揮Concertgebouw Orchestra錄製的貝九，在Philips等很多其他品牌下也發行過）。這是一個小公司的廉價發行，可是說明書卻寫得饒有趣味，只是有些艱澀，硬着頭皮譯下來，希望尚能傳達原文的精神。
此文大意就是說，貝九被過度詮釋了，人們加了太多其他的意思進去。而Mengelberg的演出是將其原本的意思呈現出來，讓聽眾享受最初聽到這音樂的喜悅。
Mengelberg（門蓋爾貝格）是一位德國出生的荷蘭指揮家，演出很有激情與創意，有許多演繹我覺得可以與Furtwangler並肩。早年飛黃，執棒Concertgebouw，也是全球最好的樂團了，又四處客座，風光無限。老門的德奧古典錄音我大都喜歡，1939年指揮的馬太受難曲，我覺得是大樂隊演奏中之魁首。（老門的馬太受難曲和李斯的前奏曲，我覺得好過老富的同曲目錄音）可惜晚年寂寂，德國佔領荷蘭期間老門與納粹政府積極合作（或許與他的德國出生有關），結果戰後被終身禁演，雖然後來減刑到六年，可是六年之後死期已至，讓他戰後再未執棒，英雄寂寥，鬱郁此生。
所藏的一張Mengelberg黑膠唱片，1929年錄前奏曲為我所喜愛。
門氏的指揮是否就是傳達老貝願意，我也不敢說。不過此文說貝九被過度包裝過分詮釋，我認為是精闢入里。五年之前我寫過一篇《人類永恆的理想——Beethoven第九交響曲欣賞》，從這個題目就可見，那時還是天真浪漫可以相信共產主義的年紀，殊不知最美好的理想往往最容易被最黑暗的事物所利用。貝多芬高唱人類皆兄弟，納粹在柏林愛樂演出大廳（Alte Philharmonie）演貝九為宣傳，後來這個音樂廳被盟軍炸掉，1963年10月15日新音樂聽落成卡拉楊又指揮此曲慶祝。Furtwangler 1937年在英國為喬治二世加冕演奏，1942年為希特勒生日演奏。曾經拜羅伊特音樂節開幕的時候瓦格納演出這個，後來因為和希特勒的關係密切，戰後停演多年，1951年重開，富氏指揮的又是此曲。貝多芬要哭泣他的作品尚不如胡適的小姑娘吧，不僅任人打扮，還成為妝點和平的花瓶呢。不獨貝九，就是所謂非政治化的奧林匹克，其實在意識形態下何嘗不是政治的工具。德國算有些底蘊，好歹拍個宣傳片（《意志的勝利》）尚能以藝術流傳，還能演演貝九在戰爭的喧囂下也成一代絕唱；若無此根基，大約只能唱唱我和你的同一首歌了吧。
好了，下面是譯文。原作者Lawrence Cosentino。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是所有藝術中最被過度關注的一隻巨大雞蛋。它被哲學家的手放在杯中，被政客們左右搖擺，站在無數嘰嘰喳喳的評論家上，平衡於搖搖欲墜的柏林牆上（在間諜的說法中，牆猶可破，蛋卻無縫），甚至在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庫布里克，美國導演）的電影《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被用以砸向西方文明的窗子（電影中一施毒場面用此曲配樂，譯註）。無論人們可以把斧子磨得如何鋒利，也無法擁有一種足夠精緻的工具去汲取凈盡其中無限豐富的營養。人們無法使用第二手的信息去理解第九交響曲，就如同一個人的人生不能由另一個人去活一樣。換句話說，一個人要趕走那些土狗，才能獨子吮吸雞蛋。試圖打開它，或是與人分享的，只會弄得一團糟。
舉例來說吧，第九交響曲在現代以作為“世界大同”的徽章而著稱。即便我們假設，“從生皆兄弟”也包括了女同胞們，世界上的非西方文明也拖着他們的長袍搭上了“歡樂頌”牌啤酒馬車，我們仍然要承認，無論有沒有第九交響曲，普世的和好依舊是難以追尋的。甚至在此曲1824年5月1日首演之前，新鮮的斧子就已經開磨了：維也納的Zeitung劇院預告說，邀請“德國音樂的朋友們”來尊崇這位“國家的大師”，又補充說，“法國和英國都會嫉妒我們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向貝多芬大師致以自己的敬意”。
即使我們不去計較維也納人為他們的一人主場球隊歡呼，難道法國評論家也需要將第九交響曲稱之為“普世人類的馬賽曲”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一位法國作家稱之為“協約國的獨一聖詩，我們所有希望之信條”的第九交響曲如同頑童一般搶掠了自己的家園（德國屬於同盟國，譯註）。1942年，第九交響曲為希特勒的生日助興，1979年，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劉耐雄（Liu Nai Xiong，音譯，無法查得更多資料，大約為一位音樂學者，無從查找更多生平資料，譯註）發現其中充滿了“革命鬥爭”，警告說，“貝多芬從未試圖通過第九交響曲來提倡階級之間的和解”。所有這些甚至尚未觸及這座巨大的自我掌握的交響曲大廈及其對“歡樂頌”含糊其辭的指示表所帶來的無數哲學與神學爭論。貝多芬的創作或許是獻給人性光輝的崇高禮物，但卻如同大多數饋贈一樣，成為了繼承人彼此爭鬧的另一個起因。
儘管如此，第九交響曲仍然保持着一個頑固的蛋型外殼，卻偶爾向一些幸運的個體赤裸而樸實地展現其內涵。出生於德國的指揮家Willem Mengelberg（威廉.門蓋爾貝格，1871-1951）在他作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終身指揮的生涯中，如同一個奇迹般的接生婆，一次又一次迎來的名作的重生。在這個錄音錄製的二十年前，Mengelberg用他的貓一般尖銳的目光、鋼絲般堅硬又如野樹叢雜亂的頭髮以及優雅又充滿活力的熱情將紐約愛樂樂團從那些常常打盹的常規訂閱者中喚醒。他的成功開始了美國客座指揮的生涯，然而古老的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卻是Mengelberg心無旁騖地注視着的永久城堡，在那裡他一次又一次地將經典作品賦予生命。
放心吧，製作這個錄音的阿時候，並沒有音樂家被殺害、受傷或者受虐待。不像其他拿着指揮棒的獨裁者，Mengelberg禮貌地對待他的演奏家們，即使被激怒了，也只是陷入短暫的一陣沉默。他獨一的目的就是要魔法般的喚醒頭一次聽音樂那般寶貴的幻覺，就如同尚未被腳印所糟蹋的歐洲古典海灘，或是尚未被評論家們粗暴雕刻的原始樹榦。在這裡，他真正所帶來的，是將貝多芬生命的巨蛋直接滾給我們，並沒有將它打碎。
那麼，蛋中的秘密是什麼呢？當然不是世界大同與普世兄弟，卻是在每一個聆聽者在一小時零十分鐘的欣賞中對以上這一切的想象。它將持續到你走出音樂廳撞上第一個陌生人的時候。或許，“哦！歡樂！神性的美麗光輝！（歡樂頌中的一句，譯註）”將會更加持久。
（http://www.chenyang.net/?p=931）
常常會犯錯誤。寫文章也是一樣，難免寫錯一些東西。寫了就懶得改，出來更正一下，總是惰性十足。行文如此，做人更難。
終於有動力出來改正一下。思來想去，還是不要改原文，在此另行發文更正，原先的謬誤也立此存照。其實掩埋車頭，或是悄悄刪貼，暗中所行的，沒有不在明處被顯露出來的。留下錯而改之的證據，也是逐漸成長的標誌吧。
最近的一個錯誤，是在《和諧號》一文中，提到“中國高鐵用了無縫鐵軌”，這倒是沒有錯的。早先的鐵軌連接處縫隙較大，我目測大約能塞進手指，現在的鐵軌在安裝的現場用機器焊起來，就沒有縫隙（當然也不是全程沒有縫隙，只是每一段都長了很多），又有防止熱脹冷縮的技術，這樣火車就運行平穩，噪音也減小了。問題在於文中後面跟了一句“據說是在歐洲尚未普遍使用的技術”，這就張冠李戴了。京滬、武廣等高鐵線路採用的是“無砟軌道混合技術”，砟（zhǎ）指的是鐵道地下的小石塊，無砟軌道的路基不用碎石，鐵軌、軌枕直接鋪在混凝土路上。據說是先進技術，但是也有爭議，在歐洲尚處於小規模試驗，中國高鐵跨越式發展，是搶先一步，還是錯用了技術，還有待觀察。
第二個錯誤是《楊元璋老弟兄去世了》一文，提到老弟兄的兒子楊希伯弟兄，說希伯二字“大約是取‘希伯來’之前兩字吧”，後來經人指正，我是聖經不熟，牽強附會了。希伯最早出於創世紀10:21，“雅弗的哥哥閃，是希伯子孫之祖，他也生了兒子”。洪水過後挪亞三字閃、含、雅弗，猶太人從閃而出（據說中國人也是）。希伯是閃的第四世孫（參路3:35-36），這裡提到“希伯子孫”，可見希伯一族在閃族子孫中有重要地位。希伯的第六世孫為亞伯拉罕（參路3:34-35），以色列人的先祖。他們的名字也都記在耶穌基督的家譜中（路加福音第三章）。
上個月又傳來消息，楊元璋的姐姐楊心扉老姊妹也被主接去了。巡思頂教會接連失去兩位老牧者，希伯弟兄一定有許多忙碌。兩位老人家一生為主見證也都為真道坐過監，如今息了世上的勞苦，到了主的樂園中，做工的果效也一定隨着他們，如保羅所說，“好得無比”；只是給我們地上的人，留下無限的思念。
去年寫了一篇文章，《末世裡一縷悲涼–談《紅樓夢》與《京華煙雲》》，此文論到《京華煙雲》的部分大謬。三年之前我先是看了央視的《京華煙雲》，俗不可耐，懷疑林語堂先生如何就這樣的境界，於是讀了張振玉先生的譯本，發現央視所拍攝的完全是另一個東西，我心中也得了些寬慰。時隔兩年，又看了台視拍的《京華煙雲》，實在是華語電視劇中最好的之一，其中表現民族危亡家族沒落中命運的無奈讓人唏噓感慨，加上極其優秀的配樂，真是潸然淚下。於是就忘記了這一版的電視劇和原著仍然有差別，張冠李戴，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最近讀了林語堂原文《Moment in Peking》，方覺大謬。
紅樓夢如何解讀，史上眾說紛紜，但是我如今仍相信，賈府的末世是此書的緣由與主題。因此前文關於紅樓的部分，並不需要太大的修正。但是京華煙雲原著絕非這個主題。雖然林語堂先生試圖翻譯紅樓夢不成而寫就Moment in Peking，但是此書之著成，已經超越了翻譯這一目的。就我所見，此書第一是向西人介紹中國人的生活態度，特別是林語堂先生所讚賞的中國哲學（尤崇莊子）。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一書曾經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而我覺得Moment in Peking就是林語堂把這些生活的道理具體化的一部作品，特別是具體化到姚木蘭Mulan這個角色當中。姚老爺和木蘭受到道家影響，孔家（立夫Lifu一家）和孫家（曼娘Mannia一家）是正統的儒家，曾家是融合了官場實用主義的儒家，而為非作歹的牛家則是法家的代表。因此，把具體化的中國哲學與生活態度介紹給西方讀者，是本書的第一目的。
晚清和民初，是動蕩與變革的時期，如唐德剛所謂歷史三峽，中國幾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化。這樣的變化也必然反應到生活當中。林語堂接着幾個虛構的家庭和人物，有穿插進史實與真事，讓讀者得以經歷近代中國的變遷，我想這也是著書的目的。第三就是順便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風俗，於是書中關於節期禮儀服飾飲食都細細描繪，若是一部中文著作，大約是不必如此的。而最後，此書是獻給“殲倭抗日人”的。戰爭的爆發，讓所有國人都投入到救亡的大業中，個人的興衰已不足道，因此第三部份甚至主角們都失色了，更多的筆墨寫給實事。因此，林語堂此書絕不是寫末世的悲戚，相反是一種光明的勝利的展望。台視的電視劇沒有辦法把這些文化的思想的層面表現出來，而是在家族的悲劇上下了筆墨，電視劇和小說的區別，還是應當留意的。
最後是當年寫到一篇關於《荊棘中的火焰》一書的評論，有些批駁爭辯的意思。但是現在看來，此書確有洞見，其所言加爾文宗的弊端，也確是在歷史與現實中出現。我當年追求神學過於追求神，堅守教條過於堅守真理，如今明白怎樣更加成熟的看待。所以這一點倒不是改錯，而是漸漸成長吧。
（http://www.chenyang.net/?p=912）
Furtwängler這個系列，第零篇（編號從零開始，程序員的傳統哈）之後一直沒下筆，其實已經有一篇腹稿，可是搬家之後整個CD Tower打包放在倉庫里，有些資料就不容易取到。近日在本地圖書館看到“Furtwängler Recalled”一書（Indiana University音樂學院圖書館里也有此書。IU圖書館對於富氏圖書的收藏是很全的，學術研究、傳記、回憶和錄音方面的都有），裡面收錄了富氏去世之後一些朋友的回憶文章，有一些還挺有趣的（不過主要還是史料價值，如果不是對這方面特別感興趣，估計是索然無味的），於是決定翻譯一些。其實所謂收藏，不一定要是物質的東西，其實我們所最珍貴的，不都在我們心中么。所以這算是一點文章的收藏吧。
Furtwängler Recalled（Gillis, Daniel/Atlantis Verlag/Zurich/1965）一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富氏去世后友人給其夫人Elisabeth Furtwängler的信件，內容較少，第二部份是友人的回憶，例如在廣播中的講話等等。第三部份是錄音評論，這一部分就比較過時了，因為在這四十多年間對富氏錄音的發掘有很大的進展，有一些錄音過去不讓發行，現在也都流通了。
超級樸素的封面
第一部份很短，就抽一點時間翻了一下，其中我知道的人是Schweitzer和Fournier兩位。我不喜歡把人名音譯為中文，因為譯法的不統一，給檢索帶來很大的不變。比如說，Furtwängler在大陸比較普遍翻譯為富特文格勒，而台灣叫福特萬格勒。看來大陸人比較愛福，台灣人比較惜福吧。可是大陸原來也有譯作富爾特文格勒的，又有人打錯為富特文革勒，讓經歷了第三帝國的大師又來領教偉大領袖偉大導師一次。所以看來，還是原文最精準了。當然中文翻譯打起來順手的，也不是全然排斥。
書中收錄的第一篇是Albert Schweitzer。Albert Schweitzer（艾伯特·史懷哲，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偉大的基督徒，1952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神學、音樂、哲學及醫學博士。1896年五旬節時他曾立志：“三十歲之前為研究科學和藝術而生活，三十歲以後獻身服務人群。”1904年他讀到一篇文章，決心赴非洲為當地人做醫療服務。1913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此年前往西非加蓬蘭巴雷內（Lambaréné）進行醫療服務，后創立蘭巴雷內醫院，終身服事當地人，被譽為“非洲聖人”。去世後於夫人葬於蘭巴雷內。史懷哲的事迹，參見《非洲聖人–史懷哲》一書，陳月文/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北京/2011。網上亦有電子版。
音樂方面，史懷哲是一位管風琴家，對後世管風琴家演繹巴哈有很大影響。作為音樂學者，他的著作《J.S.Bach》（電子版）是巴赫生平研究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獻之一。
最近收藏的一張黑膠，史懷哲在家鄉的教堂（Parish Church, Gunsbach, Alsace）錄製的巴哈管風琴作品。
第一封信：
Albert Schweitzer （艾伯特·史懷哲） 博士
1954年12月2日於根斯巴赫，阿爾薩斯
致Furtwängler的家人：
當我聽聞大師去世的消息時，我深深地被觸動了。請允許我自遠方表達我的哀悼。我期望能夠參加葬禮，因為我知道逝者所感受與我之友情，定於我的感受一致。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在斯特拉斯堡的Curtius（或指德國哲學家Ernst Robert Curtius，他年輕是在斯特拉斯堡學習；其祖父Ernst Curtius是一位考古學家，與富氏的父親同行，譯註）家中相逢，我們立刻就喜歡上了對方。可惜之後我們就很難有機會會面，但是當我們見面之時總是互相款待。這真是無聲的友誼。我們彼此都曉得對方在各自所喜愛的領域去得進步。這種無言的默契讓我們彼此都感到十分美妙。他年紀比我輕，可如今卻已經絢麗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離開了世界。我們和許多人都感恩於那些寶貴的時光中他帶給我們的華麗的音樂，我們也與他保持連結。我們也感到榮幸因為我們認識大師，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更是一個可愛且高貴的人。在國家被奴役的時候，他是一個仍然站立着的人，他承受了逼迫，卻帶着尊嚴和勇氣。他是一個帶給他的時代偉大意義的人。我們也感謝他存留着真摯的自己。
我寫信給您的時候，正在準備三天後去蘭巴雷內（非洲，加蓬的一座城市，靠近赤道，譯註）的行程。我感受到深深的疲憊，不知道我如何完成將要進行的工作，不知道我是否還能繼續堅持下去。所以我也無力在追悼的廣播中講話。我對於大師的懷念也是無聲的，正像我們的有意一般。我懷念我們許多年前在蘇黎世所經過的一段美好時光，當時大師指揮音樂會，而我在那裡演講。
致以最親切的問候，悉心的，
Albert Schweitzer
第二篇的作者我不知道，查了一下，原來是總統。Theodor Heuss（特奧多爾·豪斯，1884-1963），西德首位總統。Schweitzer在斯特拉斯堡的聖尼古拉教堂任牧師時曾祝福過特奧多爾·豪斯的婚姻。斯特拉斯堡似乎將他們連結起來。
第二封信：
您丈夫的病情，曾為他的朋友們和仰慕者所掛心，如今他過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塵埃落定，讓無數的心充滿了憂傷，以及孤寂的感恩。在音樂的領域中，大師不僅是一位演繹者，更是有真正創造力的詮釋者，他用他自己心靈的豐富將作曲家意圖忠實地再現。
Theodor Heuss
Schweitzer的信中，他似乎是在為富氏在第三帝國期間的遭遇鳴不平，證明他是受逼迫的，而不是納粹的幫凶。豪斯則稱讚了富氏的演出風格，並認為其創造力不是天馬行空，而恰恰是反應出作曲家原本的意圖。
還有一位熟知的，是Pierre Fournier（皮埃爾.傅里葉 1906-1986），法國大提琴家。他在DGG錄的Bach’s Six Suites for Unaccompanied Cello廣受好評。這套曲子，我喜歡Casals 1936年前後的老錄音，而立體聲裡面Fournier這套是很值得推薦的。Fournier和Furtwängler的合作，留有Schumann大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的錄音，未列入奧爾森編號，有Tahra公司的發行，編號為Furt 1008-11，為法國富氏協會推薦的基本錄音之一（也許法國人偏向法國人吧）。
第三封信：
東京，1954年12月1日
親愛的Elisabeth，
我與您一樣感受到這一災難（大師過世）帶來的打擊，這個消息也讓全地各處的音樂家心中同樣憂傷。當您看到這些來自遠方的文字時，我希望您能夠感受到我與您在一起，分擔您心中的傷痛，我也意識到如今音樂喪失了其最偉大的演繹者。
我們若不永遠珍惜那些我們（對他）尊敬、欽佩和愛護的回憶，安慰就無從談起。於我而言，那盞熄滅了的燈將不能再點燃。但是他的榜樣將成為我一生的激勵；我將永遠感激他與我的友誼，他的每一個演繹帶給我的豐富，以及他所摯愛的信仰與真理。
我輕輕地擁抱你，親愛的Elisabeth，還有你的孩子們，並送去我全部的愛。
Pierre Fournier
第一部份就這一點點，沒有很有趣的，拋個磚頭，希望之後能有一些精彩的。
（http://www.chenyang.net/?p=895）
曾經在一個post里提到，小時候對於火車的特殊情感。福州當時是全國鐵路終點站，鷹廈線的一個支線來福線的終點，外加一小段福馬鐵路可以到達馬尾。也說過數山洞的故事，從福州到南平兩個小時的車程大約五十個山洞，數出確切的數目，成為我每個寒暑假必做的一個功課。可是小小的我怎麼也數不清，於是具體的數字成迷。後來才知道水口水庫的修建讓鐵路改道，或許山洞數目也有變化了。那個時候火車還況且況且地前進，成為小學生用“況且”造句的素材；這個旋律來源於車輪撞擊鐵道間的縫隙，如今大約已經聽不到了，因為都是無縫鐵軌，據說是在歐洲尚未普遍使用的技術。
中國人有很多共同記憶，大抵都是生活極度匱乏單調的產物。且不說很流行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記憶短篇，就是英語課本里的Li Lei和Han Meimei，一代人一回首，發現人人都認識，痛哭流涕彷彿是找回了童年的感覺，就像聽到一個歌手唱了三十年的老歌一般。國人也沒有沒坐過火車的，綠皮車、紅皮車、藍皮車到現在的白皮動車，大家一個個如數家珍，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火車是人們唯一的遠行工具。火車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代表着家鄉，代表着離別，代表着未知卻堅信為美好的遠方。
鐵路系統這些年間有了很大的變化。剛上大學的時候（2003年），我發現從北京回福州所要花的時間和烏魯木齊的同學回家所需的差不多。福州到北京的火車，我曾經坐過48個小時，正常的通行時間也要36小時。到我畢業的時候，終於有了直快，大約是19個小時，已經是喜出望外。2007年離開中國，那時候還沒有動車，之後回國，真的看到了跨越式發展，沿海鐵路也修到了福州，福州不再是全國終點站了。當然一票難求還是一成不變。
去年回國的時候，從寧波坐車回家，也是一個大雨之夜，也是晚點的火車，所幸的是沒有在溫州停下來。進了福建境內，在寧德火車開始慢行，到了羅源，已經是基本不能前進，途中停車一次，後來在離福州二十分鐘的連江站停了半個多小時。列車員說是前方信號系統出問題，指示說不能前進，乘客們刁難取笑列車員，那種素質一成不變。
其實問題也不是從動車開始，綠皮車的時代也有重大事故。鐵路從來都不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據說統計結果是這樣，我一貫相信，但是很難說服別人。漂浮在空中，大約讓人感覺無依無靠，沒有信心就不能飛翔；腳踏實地，鋼筋鐵骨，讓人有天然的安全感，其實還不是命垂一線，任人放飛。
根源其實大家都清楚，說與不說，做與不做，或是去證明時間，或是讓時間去證明，那一天都要來。是末世麻醉的狂歡，抑或是：乘客們，該下車了。
一個更正
(http://www.chenyang.net/?p=887)
在音樂的載體日益電子化的今天，實體的音樂介質漸漸成為收藏。CD和黑膠我都有少量藏品。實力有限，不能與行家那樣，在品相上去考究，或是探微同一個錄音不同發行的些許差異，我的這些收藏只是略微表達對喜愛的作品和藝術家的一點點敬意。如今CD越來越少放在播放器里聆聽了，都被rip成無損的格式，畢竟播放起來方便很多，而黑膠就更需要有閒情逸緻的時候坐下來慢慢品茗，看唱針在唱片上輕輕劃過；這樣的機會總是不多。
留聲機誕生一百多年來，發行的唱片浩如海沙，所能收藏的只是滄海一粟。我自己有兩個收藏目標，一是收集Handel的Messiah的各種全本錄音。這一項收藏是小有成效又永無止境的，因為新的錄音還在不斷製作之中，冷門錄音更是難尋，但是說小有成效，因為最重要的彌賽亞錄音多已入囊中。另一個就是收藏指揮家Wilhelm Furtwängler的全部錄音。相對而言，這是一個更有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大師的錄音有限，已經被整理出很完整的目錄，除了極少數錄音在私人手中還未發行，大都可以在CD或黑膠媒介上尋得。雖然如今我僅得了眾水的一飄，但是將來總還是有望的。
為什麼是Furtwängler？我有一點歷史錄音的情節。不是說當代的演出不如以前，但是我看如今的的演繹，更多的是標準，更少的是個性。我想或許是唱片工業的發展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人們的耳朵被那些最好的錄音訓練得嚴格了，技術上的要求越來越高，所謂名演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以至於各種演奏逐漸趨同。（唱片業的發展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一些艱深的曲目得以流行，例如Malher的交響曲，人們得以通過唱片反覆聆聽。）當然二戰以後整個世界的變遷也是另一個因素，“昨天的世界”只在茨威格的書里，那個年代一去不返了。歷史錄音的年限無法嚴格界定，學界也有討論，但是我認為1954年可以算是一個一個分野，這一年Furtwängler去世，Toscanini開了他的告別音樂會，也是這一年，立體聲錄音開始興起，舊時代過去了。
Furtwängler和Toscanini的種種，是一個永恆的話題。爭吵總是能吸引人的注意，但我覺得還是一個性格的問題。有人就是喜歡托氏的一板一眼整齊劃一，有人卻愛富氏的自由速度，其實是蘿蔔青菜，口味不可強求。不單于音樂，嚴謹與浪漫之別，在許多領域都成為不止息的爭論乃至訣別，其實不如彼此寬容。對於我而言，托氏的錄音我也喜歡的，但是演德奧的作品，總覺得差那麼一點味道。有一次放Toscanini和Horowitz的Brahms Piano Concerto No.2，技巧上沒得說，但總是覺得不對，馬上切換到Furtwangler與Aeschbacher的錄音，頓時覺得，“這就對了”。是不是真正的德奧味我不曉得，但是我喜愛富氏那種天馬行空的感覺。
拉拉扯扯了一些，無非是解釋一下我為什麼收藏富氏的錄音。網絡上關於富氏的資料已經很翔實，中文資料也很多，特別是Francis Zhou的博客。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可添加的，按照自己的興趣，寫點評論，或是翻譯點文章，再加一點點個人感想，也算是對中文讀者的一點點裨益吧。
Wilhelm Furtwängler, Photo by August Sander
在說錄音之前，先說說照片吧，也算是本行。我掃描了一張大師的照片，不曉得是否有在別的地方看到過，攝影師同樣也是一位大師，August Sander（桑德）。桑德是類型學的先驅，他拍攝的Face of our Time記錄了魏瑪共和國期間德國各行各業的人的面孔，於是Furtwängler成為了音樂家的代表。桑德的作品中，無論是農民，還是工人，或是名人，每個人都被表現以尊嚴。桑德本人在納粹德國期間受到迫害，甚至底片（玻璃干板）都被毀掉。他的風格極大的影響了後來的Becher夫婦以及Düsseldorfer學派。
前些日子從廈門的弟兄處得知，楊元璋老弟兄於5月8日安息主懷了。近年來有多位德高望重的老牧者被主接去，包括於力工、林道亮、陳終道等幾位名牧。
楊元璋弟兄的姐姐楊心扉老姊妹可能更為弟兄姊妹所知，因為她在《十字架：耶穌在中國》里出鏡作了見證。他們一道在廈門牧養一個家庭教會。這個教會離廈門大學有公車兩站的路程，獨門獨院，有兩棟房子，據說是家族的祖產。教會做廈大的學生事工已經有多年的時間，創辦了一份《生命河》刊物，已經出了大約十期，印製精美，文章多為年輕人信仰相關的問題。
2009年拜訪巡思頂教會（途中紅房子），老弟兄送至門口。
最早聽說楊元璋是從我在紐約教會的牧師那裡，我提到家鄉的教會時，他說那裡有一位“楊院長”是他靈修院同年級的同學。我想這名字可有趣，為何是“院長”呢？後來明白是牧師上海口音的緣故。後來尋去廈門拜訪，先找到在這間教會聚會的同學，他們稱老弟兄為元璋伯，想來是閩南語的習慣。他們讓我先找到“希伯”。我問“希伯”是哪位老弟兄，因為聽起來也像是“伯”輩的嘛；於是他們大笑，原來希伯弟兄是元璋伯的兒子，取名為“希伯”，大約是取“希伯來”之前兩字吧。
賈玉銘牧師是中國首屈一指的神學家，又是神學教育家，1936年在南京創辦中國基督教靈修學院，後來搬遷至上海，1949年以後因為政策的變化，多家神學院合併入靈修院，遂改名為中國基督教靈修神學院，直到1958年停止。靈修院的創辦源於1911年臨沂奮興會後賈老牧師與丁立美牧師的禱告，其中提到“求神成立一個自由佈道團，一面作靈修工夫，一面作奮興工夫”，即為後來的靈修院。從其名可見，靈修院更重於靈修，而非學院派的神學。賈老牧師為中國神學之泰斗，在神學教育上頗有恩賜，但是他不僅僅是傳講知識，更是身體力行，帶領學生們敬虔地追求。現居杭州，年逾九旬的徐思學老牧師回憶說，他寫好畢業論文，準備畢業時，賈老牧師問他說，稱讚了他的論文，但是又說，“神學生光憑知識學問，畢業論文寫的好，也不一定是好的傳道人，因為沒有聖靈的能力，就不能作合用的僕人”。於是徐思學會宿舍懇求聖靈光照，徹底倒空自己、潔凈自己，徹夜禱告，快天亮的時候被聖靈大大充滿，心裡極其釋放，極其喜樂。
靈修院1957年畢業生合影，後排右二為楊元璋。（照片由家庭教會長輩提供，轉載請告之）
楊元璋老弟兄也是賈老牧師學生中的一個。他於1957年畢業於靈修院，返回家鄉教會服事。2009年因為準備一本紀念賈玉銘老牧師的書，筆者赴廈門看望楊元璋老弟兄。初次見面，他就和我作見證，提到他提到這幾年有五六次聖靈充滿的經歷，已經建造了十七八個禮拜堂，為三四千人施洗，讓我大大感嘆神的作為奇妙。他在服事的過程中，在極左政策的年代，曾經6年因為信仰的緣故坐監，而她的姐姐也曾經十二年在監里。後來他們的聚會也有受到壓力的時候，但是神保守他們，讓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在這個教會認識耶穌，聖誕節等大型聚會人滿為患，許多人決志信主。當時我提到說我在上海剛見到王明道先生的兒子王天鐸先生，尚未信主，老弟兄十分着急，厲聲言明信主之必要，又說，若是再見到王天鐸，務必轉到他的話。老弟兄為靈魂失喪切切擔憂的心明明可知。
2010年8月為楊元璋老弟兄夫婦留影
2010年夏天又去看望，送去《窄路上的背影–敘述賈玉銘生平透視中國教會百年史》和《恩典彩雲–施福基督教會青少年青年見證集》兩書。老弟兄當時身體狀況似乎不如前一年，說話有些重複，但是精神不錯，詢問了一些上海教會的事情，又談到抵擋神的工作是何等可怕。午飯後為老弟兄和師母拍照留念。
相比於在廈門聚會的弟兄姊妹，筆者和楊元璋老弟兄只是兩面之緣，並無深交，但是也為其為主竭力做工之心所感動。老弟兄神學院畢業回到家鄉之後，就沒有再回到靈修院（校址現已改作居民樓）過。2009年曾轉達上海牧師的邀請，請他去浦東一處傳道人修養的地方住幾日，也能重遊故地，遺憾的是終究沒有實現。零零碎碎一點記憶，算是小小的紀念和見證，地上終有分別，天上相聚永久。
一些更正
（http://www.chenyang.net/?p=857）
按：這篇文章的原文作者是Wayne Bremser，原文地址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經作者許可翻譯。
This essay is by Wayne Bremser. The original post is at 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 Translated by Yang Chen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Doug Rickard, Helena-West Helena, Arkansas, 2008
1970年代，電子鼓進入了流行音樂領域。相比於人類五萬年的打鼓歷史，電子鼓發明僅僅幾年之後的1983年，主流聽眾已經完全了接受電子鼓的聲音，比如Herbi Hancock的“Rockit”。 Hancock在原聲爵士樂以及電子鼓歌曲領域都成為的先鋒。
在攝影領域，這樣的變化同樣在發生。觀看過許多基於谷歌街景（Google Street View, GSV）的藝術作品，特別是在實體畫廊中展出的大幅照片之後，我開始思考，谷歌街景是一個新的相機呢？或是一個源照片庫？抑或兩者皆是？
作為原始圖片的應用，基於谷歌街景的作品很類似於Larry Sultan和Mike Mandle在1977年搜羅工業與企業圖片檔案集結而成的展覽以及攝影書證據（Evidence）。 此書中有許多企業用於記錄實驗和活動的匿名照片。Sultan和Mandel通過一系列的策劃與編排，將這些圖片變化成自己的作品，成為奇妙又莫名的照片。
源於Mike Mandel和Larry Sultan的“證據”
作為一台相機，攝影家們通過旋轉、點擊、構圖等方式獲取谷歌街景中的圖片。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圖片是街景車司機所拍攝到的原始素材，直到有攝影家將他們構造成畫面，他們才成為攝影作品。
Michael Wolf, Paris, 2009
2009年，Michael Wolf創作了一系列巴黎的片子。歐洲城市的街道比較狹窄，於是街景車可以靠近行人。通過巧妙的剪裁，Wolf創作出彷彿是50、60年代的經典街頭攝影作品的照片。與此同時，有一批基於谷歌街景的博客也收集了許多街景車拍攝到的有趣畫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Jon Rafman的“九隻眼”。
Jon Rafman的展覽一瞥
Rafman和Wolf都展出了一張在巴黎拍攝到的接吻照片，照片中有一個路過的男性在點煙。 Wolf和Rafman都試圖突出緩慢移動的街景車捕捉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瞬間。在Wolf最新的作品中，他收集了人們向街景車豎起手指的照片.
Nicholas Mason的創作是完全另外一種風格。他感興趣的是陰霾天氣里無人的風景，拍攝的地點似乎都是在世界遙遠之角落，比如挪威或巴塔哥尼亞（在阿根廷，譯註）的山腳。Mason的場景都帶有強烈的情緒感，與Todd Hido近期的作品“公路旅行”有異曲同工之處。
Nicholas Mason的Versificator系列中的一張（Versificator是小說《1984》中為保持大眾娛樂而生產音樂的機器，譯註）
Doug Rickard的作品“美國的新照片（A New American Picture）” （於三藩市Wirtz畫廊展出至6月11日，於Pier 24展出至十二月）則介於Wolf和Mason兩中風格之間。（Rickard是美國城鄉結合部X（American Suburb X）網站的編輯。該網站收集了網絡上關於攝影最好的文章。）“美國的新照片”讓人想到William Christenberry為其繪畫和雕塑素材而拍攝的美國南方的照片。Rickard拍攝的風景中，人物的身份因為較遠的拍攝距離以及谷歌街景對臉部做的模糊而變得不可分辨。Where Christenberry拍攝的危房給人一種驚詫的感覺，而Rickard則將它們作為美國殘酷經濟現狀的明證。
William Christenberry, Marion, Alabama, 1964
通過谷歌街景，足不出戶就可以拍攝到城市街道上決定性的瞬間，或是拉普蘭（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最北端地區，譯註）荒無人煙處的風景，對於攝影這將是意義深遠的變革。
Doug Rickard, Jersey City, New Jersey, 2007
創作手法上很重要的一點是，在畫廊中展出的基於谷歌街景的作品，並不是屏幕截圖，而是對屏幕拍攝的照片。無論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像素以打印大幅相片，或者是藝術家觀念創作的一部分，通過相機的重新拍攝，從網絡得到的谷歌街景的圖片都在某種程度上被改變了，或許是因為相機和屏幕之間的空氣的緣故吧。這一點在Rickard的作品中格外明顯。在畫廊中端詳一段時間后，我發現自己不再關注於JPG壓縮帶來的損失以及圖片源於谷歌街景的證據，而是找到正確的觀看距離，以欣賞Rickard的構圖和色彩應用。
Lee Friedlander, Aloha, Washington, 1967
對屏幕上的谷歌街景圖片的重新拍攝，源於一個悠久的傳統。有多少美國家庭曾經拍攝過電視上的畫面呢？在登月的時候，或是在主場球隊贏得了世界職業棒球比賽之時？
未知攝影師, 1971
當一台糟糕的電視機將模糊的電視信號送入一個匹茲堡的家庭，這個畫面被精緻的尼康鏡頭所拍攝下來時，它就變成了不同的事物。這樣的變化與Rickard等人對谷歌街景圖片的拍攝產生的變化相似。這樣產生的照片，不僅僅捕捉到了電視屏幕上的內容，更是捕捉到人類試圖留下銀屏上畫面的渴望。今天的谷歌街景圖片就如同錄像機流行以前的如同世界大賽轉播一樣轉瞬即逝，因為我們無從知道谷歌何時會更新某個地點的圖片。
Robert Frank, Burbank, California
Robert Frank在《美國人（The Americans）》中拍攝了一些含有電視屏幕的畫面，包括這張在演播室里拍攝的極好的片子。在雜亂的線堆邊上，Frank同時拍攝了一位女士（身體部分被手臂遮住）以及她在電視里的畫面（在小電視中僅僅出現了她談話時頭部特寫）。
Lee Friedlander在1960年代拍攝了一系列包含屏幕的照片（這些照片在1995年展出，並出了一本名為“小屏幕（The Little Screens）”的書）。在那個年代的照片中，電視機往往是放在牆角的小小又灼熱的盒子。Friedlander所拍攝的屏幕往往都有人物在電視中，並且他靠近屏幕以能拍攝到臉部。Friedlander關注於那些將門面與較新的電子通訊媒介剝離，並且能夠在1/125秒的快門時間中展示出未經修飾的原始人性的瞬間。谷歌街景攝影家們，除了Mason以外，似乎也是在找尋類似的瞬間。
Lee Friedlander, Florida, 1963
與Mason和Rickard試圖消除谷歌街景網絡圖片的特徵不同，Wolf和Jon Rafman並不想除去摩爾紋以及網頁界面元素（箭頭和標籤），或是創作一個讓人以為不是谷歌街景的畫面。他們的創作方式和Friedlander“小屏幕”系列中的照片更為相像，拍攝下電視機本身的設計、它們在旅館房間里的安置以及畫面的變型、邊緣的扭曲以及早期顯像管自身的缺陷。
Michael Wolf, Paris, 2008
廣角鏡頭對於不懂攝影的人，常常被理解為“拍攝風景的好工具”：因為你可以在畫面中包含更多的東西。而人物、身體或是面部可以在畫面中被用以強調恐懼或喜劇效果。在“Clockwork Orange”中， Kubrick同時使用了這兩者。
Doug Rickard, Detroit, 2009
在谷歌街景中，即便是熟悉的場景，也變得有些陌生。儘管多鏡頭相機模擬了人類的視覺，它們拍攝的照片看起來仍然像是1970年代蜜蜂入侵的電影。結合臉部模糊的效果（如同19世紀的照片中人物面部因為移動產生的模糊），通過谷歌街景產生的風景照片中的人物就如同恐怖電影中的殭屍那樣出現在地平線上。谷歌街景車上所安裝的12面相機Dodeca 2360，實質上是一個有11個鏡頭的視頻攝像機。每個鏡頭所拍攝的畫面其實並不是那麼廣，但是它們被拼接起來之後產生的畫面能包含很多的風景。Rickard的照片是最好的例子。
Doug Rickard, Detroit, 2009
Lee Friedlander最近出版的書“車上看美國（America By Car）”在許多方面可以看成是Lee的街景。不同於安裝在Prius汽車上的相機，Friedlander的每張照片都是使用Hasselblad方畫幅相機上的蔡司38毫米鏡頭從透過他的車窗拍攝的。詼諧總是Friedlander照片中的主要元素，因為他對這隻鏡頭的使用是很聰明的：蔡司的鏡頭設計幾乎沒有形變地將廣闊的畫面塞入方畫幅中。Friedlander用租賃汽車的車窗對畫面進行再一次構圖。
Lee Friedlander, 源自“車上看美國”系列, Alaska, 2007
比較“車上看美國”與Rickard的“美國新照片”，我們可以發現，Friedlander並不擔心去表現那些顯而易見的東西。畫面中的中西部有糧塔，南放有林苑和許多的十字架，新墨西哥州的土坯，這些瘋狂的符號在美國到處都是。這些畫面中甚至有一張出現在拉斯維加斯的紐約市天際線。而在Rickard的照片中，地點(Detroit、Camden、Watts）就不那麼容易被辨別出來了。但是這些城市枯萎的市區建築卻能將它們邊線出來。
無論照片有何來源，書籍和牆上的展示仍然是觀看攝影圖片的主要方式。那麼，這些照片在畫廊里看起來如何呢？我花了不少時間觀看Friedlander的“車上看美國”以及Rickard的片子。Friedlander的片子是經典的黑白相片，極其銳利，大約38厘米，適合人觀看的大小。當你離作品一手臂遠的時候，照片中的細節會吸引你靠近去端詳。
Doug Rickard, Dallas, Texas, 2008
Rickard的片子完全相反。我們可以清晰地認出它們源於JPEG圖像，污點與噪音彷彿過分放大的膠片顆粒充滿了整個大幅畫面。當你在一個適中的距離，這些照片彷彿彷彿要你站遠一點。此時，畫面彷彿印象派的色彩斑點，特別是谷歌街景對於紅色和某些黃色的過分表現。儘管谷歌街景照片彷彿是為了網頁瀏覽而設計的，奇怪的是，在Rickard和Wolf的展覽中，它們被打印掛在牆壁上，卻顯得更好。
這一切是一時的風尚？是一個暫時的概念性的工作？我不這麼認為。Michael Wolf能做出Michael Wolf 風格的片子，Doug Rickard能夠做出Doug Rickard風格的片子，說明這種手法的潛力。
我們這些拿着相機到處走的人，看到谷歌街景里模糊的行人的面孔，是否如同古人看到現代人走近身邊？當然不是。對於我們當中的許多人而言，我們不能忽略這些潛在的照片，無論是參考、比較、偵察或是創作，他們都是如此地有用。
必應地圖（Bing Maps）, Jersey City (after Rickard), 2011
微軟的必應（Bing）團隊已經派出了另一個車隊去建立一個全新的街景圖像檔案。他們有自己的瀏覽界面和縫合技術（源於15世紀單點透視的啟發）。由於這項競爭，攝影Bartleby們（Bartleby是Melville小說中的一位抄寫員，譯註）將行走更多的路程，積累更多的存檔，並且有更好的圖片質量。那奇妙並可怕的拍攝整個世界的衝動永遠不會停歇。
延伸閱讀：
Jon Rafman, 谷歌街景的九隻眼睛
Jörg Colberg, 谷歌街景看起來很有意思
Blake Andrews, 重新拍攝Shore（Stephen Shore的照片，譯註）
Jeffrey Ladd, Doug Rickard的“美國新照片”
Dan Abbe, 關於谷歌街景和攝影
Daniel Shea, Mike Mandel和Larry Sultan的“證據”
Lee Friedlander by Richard Avedon (with Hasselblad Superwide)
Marc Feustel, Michael Wolf的巴黎街景
（本文原文發表於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譯文發表於http://www.chenyang.net/?p=837，轉載請保留原地址。）